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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春明曾说：“当我回过头去观看中华民族的历史的时候，最令我感动的，不是那些帝王将相，仁人志士，而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黄春明的这段话转引自黄重添、庄明萱、阙丰龄编著《台湾新文学概观》（上册），鹭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22页。因此，在他诚挚、朴实的笔下，流泻出的是对社会底层卑微、委屈的“小人物”的关怀。甘庚伯可谓是台湾当代文学画廊中闪耀着精神光辉的重要“小人物”形象之一，鲜活实在地散发着浓烈的乡土气息。小说没有强调甘庚伯服侍儿子的艰辛，却极力渲染了他对儿子的情意和劳作的欢乐。被生活重负和感情折磨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甘庚伯，弯腰驼背，孤独寂寞，但当他融进土地和农事的时候，枯干的老脸也泛起笑纹来。面对发疯二十五六年的儿子阿兴，既万般怜惜，又万般无奈，即使怨叹重重，又不乏希望。甘庚伯的不幸实际是日本殖民者留给台湾人民心灵创伤的缩影。小说越是写甘庚伯对儿子的深情及其命运的孤苦，就越使人仇视造成其父子不幸的祸根——日本帝国主义。甘庚伯本是一个善良朴实、安天知命、爱子睦邻的普通老农，却在已是人生“黄昏”的垂暮之年，失去了养儿防老的依傍，遭遇了丧偶的痛苦，在黯淡的前程中却仍然无畏艰难地前行，承担起照顾儿子的责任。这种“绝望中求生”的勇气和意志，所展现出来的珍贵意义和价值，的确令人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感觉。换言之，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甘庚伯的感人形象，面对日寇造成他妻亡子疯的惨景，甘庚伯并未颓丧沉落，而是深怀着对日本殖民者的国仇家恨，当甘庚伯“抡动铁锤，将长长的五寸钉”“牢牢钉在关禁阿兴栏栅的横梗上”时，既表现出了作者对日寇历史罪行的愤怒，更是对台湾当前现实中某些人对日本殖民主义罪行的麻木、淡忘或有意曲解的严厉斥责。小说在极力关注与发掘甘庚伯身上所蕴含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同时，也流露出一种对现实的深沉忧虑。小说用历史事实说明：那些宣传“皇民运动”和“皇民文学”的“皇民作家”，是殖民者奴役台湾人民的文化帮凶。而当前台湾社会，某些“文学台独分子”罔顾民族大义，竭力为所谓的“皇民作家”和“皇民文学”张目，他们的这种无耻行径，面对《甘庚伯的黄昏》所揭示的历史真相，岂不愧疚与羞惭吗？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二节 《苹果的滋味》
70年代以后，黄春明的创作出现了一个较大的变化——从怅惘的乡土愁思转向冷峻的殖民批判。这种转变的由来，主要取决于他从南部小镇进入台北这个大都市谋生的新生活经历。小说的内容由熟悉的农村、小镇，转向当时台湾社会矛盾的焦点——城市，不仅一反往常对乡土人物的同情与悲悯，笔调也由浪漫写实一变而为辛辣讽刺；而且以往那种温情脉脉的抒情格调不复存在了，咄咄逼人的批判锋芒益发闪烁。这就像齐益寿所说的那样：“站在台北街头，哪里再去找从前那些可爱的罗东老乡亲？而来来往往的洋人，则到处可见。黄春明要‘土’恐怕也‘土’不起来啊！因此希望黄春明继续写令人怀念的《锣》那一类作品的朋友们，最好把黄春明赶回罗东去，这样黄春明或许会再去敲锣打鼓，让朋友们陶醉满足吧？”齐益寿：《一把辛酸泪——“我爱玛莉”序》，见小说集《我爱玛莉》，（台北）远景出版社1979年版。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二战之后，美国将台湾纳入其势力范围和国际冷战体系中。早在50年代初，美国就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协防条约”，在越南战争中，台湾成为美军的补给站。此后，随着大量美援源源流入，特别是美国文化透过强势的国家机器，以及商品行销机制进驻台湾，台湾社会表面上迅速繁荣起来，使得有些台湾人对此产生盲目满足之感，甚至丧失民族自尊、崇洋媚外。显然，六七十年代台湾面临的主要是美、日新殖民主义的威胁。我们知道，虽然新殖民主义和旧殖民主义是有区别的，旧殖民主义采用赤裸裸的方式直接进行掠夺和军事侵占，新殖民主义却披着经济、文化交流和援助的外衣，以施恩舍惠的面目控制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以冠冕堂皇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其再殖民的目的；但是，无论旧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它们奴役第三世界人民的目的与结果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手段是直露，还是隐蔽。70年代黄春明将创作焦点对准新殖民主义问题，这是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意识的体现。这也是黄春明文学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说黄春明以往创作中有关国民精神病态和农村破产的主题，或多或少都显示了对早期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承续，那么对于“新殖民主义”的关注和警惕，则使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这不仅是黄春明文学创作的一个崭新阶段，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来说，也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一阶段，黄春明透过台湾大都市市民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勾勒出一幅新的台湾民间社会图像，在这个社会图像中，生活形态的改变不仅是表象而已，细究之下，其实是台湾既有物化价值体系的崩解，以及人际关系的扭曲与疏离。这种现象使黄春明陷入了深深的忧虑。而小说《苹果的滋味》便是在这样的价值关怀与深沉观照中诞生的。
这篇小说写的是台湾工人被美军吉普车撞伤致残而因祸得“福”的故事，揭示了部分台湾破产农民流入城市后的“奴化”问题。作者通过这种人精神上的变质，说明了台湾“新殖民地”化危机的加深。建筑工人江阿发带着全家从台南来到台北碰运气，但仍旧穷得住在贫民窟般的破旧简陋房子里，一家七口全靠他糊口，儿子是班里惟一缴不起学费的学生，常常遭到老师和同学的羞辱，女儿阿珠总是担心会被卖给人家当养女。显然，农村劳动者走进城市之后，依然处于社会的最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