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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作者:肖成-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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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块三角形的铜片”，不仅象征了憨钦仔所有希望的彻底粉碎，更象征了他精神上的彻底崩溃，暗示了憨钦仔从此以后再也无法脱离罗汉脚的行列了，而且他未来的命运将更为凄惨，将会遇到更多的迷茫和更大的悲哀。其实，长年处于社会底层被压抑的憨钦仔，只不过是想把自己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证明给人们看看而已，所以才会在打锣催税时自动加进去那些显得荒谬绝伦的话，导致他打锣的最后一次演出完全脱了轨。这既是因为他未能了解那面铜锣的消失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也是由于台湾社会当时特殊的威权统治所造成的。憨钦仔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正常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尊严，但当这最起码要求也无法达到时，他只好借最后一次打锣的机会，下意识地喊出心头的不平与愤懑：“这个官厅你们都知道，会像锯鸡那样的锯你们。”换言之，小说能在当年台湾那个政治高压的环境下，借憨钦仔的嘴巴呐喊出“这个官厅你们都知道，会像锯鸡那样的锯你们”这样的抗议，作者是需要有一股极大的勇气的。憨钦仔就在这样复杂难言的悲哀与怨尤中，竭尽全力完成了他作为人的自我价值求证的最后仪式，虽然憨钦仔还试图用“我憨钦仔，我憨钦仔”的喃喃低语来唤回自我的存在，但那毕竟已经不可能了，过去的“辉煌”不再，往日的美梦亦已成空。至此，憨钦仔走完了自己的悲剧道路，故事也就结束了。靠打锣为生的憨钦仔因装了扩大器的三轮车的到来而失业，他的生存危机恰恰缘于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前进和科技的发展并没有给他带来富裕和幸福，反而打碎了他的饭碗和尊严，这使得他身上所闪现的善良品格，以及他为维护人的尊严而做的一系列挣扎与努力赢得了合理性，让人们在嘲笑他的同时，又不得不满怀同情。由此可见，憨钦仔这一形象带给人们的启示意义，恰如鲁迅所言：能够“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的愈合中，得到苦的涤除而上了苏生的路”鲁迅：《〈穷人〉小引》，见《鲁迅全集？集外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小说也就由此不露声色地显示了它的巨大批判力量——“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9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春明塑造的所有乡土人物形象中，憨钦仔是塑造的最好的形象之一，这是一个性格复杂、丰富的“圆形”人物。这也许是因为黄春明非常熟悉这个人物的原型。黄春明曾在小说集《锣》的自序中讲述了他和憨钦仔交往的情况：“我在走廊那里看到你了。你蹲在那里指着彩旗的竹竿，看来像很疲倦。我跟你点了点头，你也跟我点了点头，我感觉到你似乎也对我很熟了。我们家乡那种小地方就是这样，每人同一个地方见几次面，虽不相识，但在感觉上已经就熟了。其实我对你好熟好熟呵！当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常看你在我们小镇上敲锣。有一次你替人敲锣找小孩，我觉得很好玩。我跟着你走了好几条街。后来到了屠宰场猪灶那里，你突然发现后面这个小影子跟你走了好远的路。你把我喝回去。当我回头走的时候，你又很关心的叫住我。问我住哪里？谁的孩子？认不认识路回去？我什么都没理你，掉头开步就跑回家了。还有我在公园的防空洞，也听过你说鬼故事。”黄春明：《给憨钦仔的一封信》，见小说集《锣》“自序”，（台北）远景出版社1974年版。小说通过刻画憨钦仔这个人物如何在现实生活的巨浪中挣扎，如何在没落中努力维持自己的尊严，着力描写了他的精神世界，将他性格中所具有的愚昧又狡猾、胆怯又逞强、善良又机灵、自卑又自负、坚忍又超迈、穷涩又油滑、倾轧又健忘、违心又忏悔，以及屈辱又自尊等多重因素，恰如其分地用行动和语言有声有色地表现出来了。这些性格因素是一对对矛盾的组合，既相互对立，又完整一致地统一于憨钦仔的身上。之所以会这样，客观上是由于憨钦仔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使然，因为憨钦仔愚昧保守而未能明了自己的真实处境，特别是为了保持那份早已不存在的自尊，他常表里不一，言行脱节，以至于性格二重分裂，外在的我和内在的我相互对立，同受凌辱和折磨。若将其综合起来考察，便会发现憨钦仔确实已经成了某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形象确实已超越了为某类人物画像的狭小天地，已成为转型期社会中底层“小人物”普遍存在的一种精神状态的象征。作为一个小镇贫民，憨钦仔对社会发展的趋势懵懂无知，亦无法认清自己真实的处境，所以常常自作聪明地显示自己的不一般。失业的憨钦仔无疑是弱者，既没差事，又没钱，但他在比他更弱的人面前，却成了高人一等主义者，明明已经身无分文，却还“打肿脸充胖子”，用自吹自擂吸引罗汉脚，或小孩子的羡慕与敬仰，而且还“莫名其妙的感到飘飘然起来”了。在憨钦仔身上，中国人爱面子的作风随处可见，这展现为一个卑下处境的人物身上那种源于人性本能的狡狯。这种狡狯曾一度为他赢取了茄冬树下罗汉脚们的爱戴，让他于群体关系中体现出自己的生存价值，使他面临危机时衍生出种种反败为胜的策略与应对之道。憨钦仔时时刻刻想着的是如何在生存与自尊之间保住昔日的荣光，心心念念不忘的不仅仅是如何活下去的问题，更有如何在社会上立足做人、当个体面人快乐地活下去的问题。由于他以前干的是打锣这样“名利双收”的职业，日子过得“无忧无虑”，使他滋生了妄自尊大的意识，因此当他不得不挤进“蹲在南门棺材店对面茄冬树下的罗汉脚”行列中之后，脑袋里时时想着的却还是“一个人能和人出入社会是重要的”处世哲学。他误将面子当成自尊，认为面子比什么都重要，为了保住面子他一再耍滑头，偷番薯被主人发现时，他假装大便瞒骗主人，主人一走他就“满载而归”了；偷木瓜时，又故伎重施，贼喊捉贼。他因为欠债而挨了打，却诡称是“好心的挨雷打”，还无中生有地编造了一个故事：“昨天从这里回去，路过育生药房，我好心拣地上的花生米给那两只猴子，哪知道，我刚一抬头，一只猴子竟抱住我的脸，一下子就被抓伤，真夭寿的畜生。”然而，一旦狡狯发展为一种过度膨胀的自我意识的时候，就酿成了一种得意忘形的悲剧。具体来说，就是憨钦仔为了被罗汉脚们所接纳和信任，积极抓住“立功”机会，有一次依据民间传说用扫帚敲了三下棺材希望藉此诅咒镇上的人死亡，使罗汉脚们能通过帮丧而吃上饭，可到了晚上他又因担心死人而彻夜失眠；在疯彩事件中，他一再口是心非，加上自以为高人一等的骄傲，受到同侪排挤而陷于孤立境地；最后在难得的再次打锣翻身的机会中，又因为胡言乱语而终于走上被淘汰的结局。事实上，对憨钦仔来说，失业早已经令他的自尊随着饥肠辘辘的肚子而消解了，可他仍死抱着莫名其妙的面子不放，因而只能在自欺欺人的幻象中表演着一幕幕生活的悲喜剧，显示出其性格中种种负面的因素，让人在满怀同情与怜悯的同时，又不自禁对他产生鄙夷与厌弃的情绪。憨钦仔性格中这种双重因素之间既相互拆解又相互构建的关系，不仅形成了小说的张力，而且使其形象也就愈见立体。在憨钦仔的身上，依然保有对于传统文化的执著，因此汇聚着强烈的道德与情感力量，形成了一个足以与现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境界。小说通过憨钦仔这个卑微的“小人物”的悲剧命运，指出他所面临的生存尴尬并非由于个人过错或道德上的弱点所致，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根本就是外在的社会环境。小说无意于铺陈悲剧，却用心去探索像憨钦仔这类人如何活在悲剧里，因此在憨钦仔身上倾注的不单是同情，而且是“源自热烈的爱、冷静而细腻的观察、与充沛的想象力三种不易糅合在一起的因素相互激荡而成之设身处地、形同身受的同一之感。”林毓生：《黄春明底小说在思想上的意义》，见1980年12月5日《联合报》副刊。因为作者博大的同情心使他认为即使是憨钦仔这样的人，对这个淘汰他的世界仍有自己的认识，而且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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