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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成 著
目 录
绪论 黄春明——一个时代的文学面影
第一章 苍白的现代面容——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一阶段
第一节 《清道夫的儿子》与《小巴哈》
第二节 《“城仔”落车》
第三节 《玩火》与《把瓶子升上去》
第四节 《借个火》
第五节 《男人与小刀》
第二章 怅惘的乡土愁思——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二阶段
第一节 《青番公的故事》
第二节 《溺死一只老猫》
第三节 《锣》
第四节 《鱼》、《癣》与《两个油漆匠》
第五节 《看海的日子》
第六节 《儿子的大玩偶》
第三章 冷峻的殖民批判——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三阶段
第一节 《甘庚伯的黄昏》
第二节 《苹果的滋味》
第三节 《莎哟娜拉·再见》
第四节 《小寡妇》
第五节 《我爱玛莉》
第四章 悲悯的人道关怀——黄春明小说创作的第四阶段
第一节 《现此时先生》
第二节 《放生》
第三节 《打苍蝇》
第四节 《瞎子阿木》
第五节 《死去活来》与《售票口》
结语 扎根台湾大地的人民作家
《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绪论黄春明——一个时代的文学面影
众所周知，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然而，在文学史上，却并非所有作家都可以有幸被镌刻于历史的年表上。历史常常选择一些人物作为其坐标上的一些点来显示自己的进程，得到历史垂青的总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不论人们对于黄春明作品的兴趣如何，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他绝对是有幸被历史选中的那些作家中的一员。而且由于他来自于台湾大地，创作亦紧紧扎根于台湾大地，因而他是朴实的，从不惧正面袒露自己的。在数十年漫长的文学岁月中，他从未降低过自己的精神标高，始终行进在“为人生”的文学道路上。无论人们是否喜欢他，他始终是历史显示自身进程时那个坐标上被选中的点。综观黄春明半个多世纪来的文学世界，简直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面影”。
黄春明1939年初春诞生在台湾宜兰一户并不富裕的家庭。八岁那年母亲不幸去世，撇下黄春明及其弟妹，这一副生活重担就压在年老的祖母肩上，父亲再婚后也顾不上管他。生活的困窘使得黄春明养成了一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性格。他曾说：“我是相当冲动型的一个人。跟我同过学的、或者是跟我同过事的人，都看过我一言不合就挥拳头的丑事。另一方面，一感动起来心软得不得了”。黄春明：《一个作者的卑鄙心灵》，见庄明萱、阙丰龄、黄重添选编《台湾作家创作谈》，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50页。上初中时，因为受不了继母的虐待，黄春明只身离家逃往台北。他偷偷地爬上一列由宜兰开往台北的货车，瑟缩地躲在一个车厢的角落里，被一个搬运工人发现了。那位工人并未声张，却抛过来一条麻袋，叫他睡在里面。这并不起眼的好心照顾却使饱受欺凌的黄春明感动不已。他事后追忆时曾说：“我那天晚上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温暖，也就是从那晚起了解了怜悯弱小的重要。”参阅了刘春城《爱土地的人——黄春明前传》中的相关论述，（台北）圆神出版社1987年6月版。到台北之后，黄春明考入台北师范专科学校，后来又转学到台南师范就读，最后才在屏东师范学校拿到毕业文凭。黄春明当过学徒、服过兵役、教过书、做过工人、任过电台编辑，还从事过广告设计等，这些人生的丰富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同②。
50年代初期是文学极端政治化和非政治化对峙、冲突尖锐的时期。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抵达台湾初期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政策，使得以“反共”为标签的“战斗文艺”，几乎覆盖了整个文坛。文学的极端政治化倾向，其实质是封建性的极权政治在文学上的反映，它把文学逼进到“非文学”的死胡同。面对台湾文坛被这种虚妄狂热的官方“战斗文学”垄断的不正常的现象，当时台湾文学界一些有识之士表示了不满。由于台湾处于和祖国大陆隔绝的不正常状态，从大陆到台湾去的人无时不在怀念祖国大陆的骨肉同胞，因此，就题材而论，在50年代的台湾文坛上有将近一半的作品表达的是“具象化的乡愁”，于是在台湾便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学——“乡愁文学”。这些“乡愁文学”是对官方提倡的“反共文学”的一种反拨，表达了当时台湾作家对现实的一种不满。而且，1956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夏济安主编的《文学杂志》也在创刊号《致读者》中，进一步提出了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精神的现实主义主张。此后，随着台湾光复之后的第二代文学新人开始登上文坛，台湾文学的主流便逐渐转移到“学院派”作家的手中，于是现代派文学出现了。现代派文学的出现有着复杂纷繁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在战后特殊的地缘政治境遇里，“它一方面是伴随西方政治经济涌入台湾的文化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台湾社会经济变迁对文学发展的一种现代意识的呼唤。”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7页。换言之，现代派文学是战后台湾文化危机的产物，这种危机是一种被迫从传统社会中抽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流离失所，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失序和自我身份的焦虑。
60年代，台湾当局施行的高压政治和戒严措施，造成了“冷战”意识形态的一边独大，台湾文坛进入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模仿时期。在被人为地割断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历史语境里，这一代文学青年在前无“古人”的空虚中，他们很自然地转向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中去寻找学习的对象，不知不觉地学习着西方人的感情和思维方式，跟随着他们世纪末的颓废世界观，仿效他们麻木、荒谬、病态的生活态度，不断地通过报纸、杂志广泛地介绍艾略特、卡夫卡、萨特、加缪、D？H？劳伦斯等西方现代派作家。在这一时期，“一般作家甚至对一切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的文学，都起了反感。……余下来的一条路，似乎就只有向内走，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如梦的世界；弗洛伊德的泛性说和心理分析，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反理性的诗等等，乃成为年轻作者刻意追慕的对象”余光中：《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总序》，见《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北）九歌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09页。。而战后混乱、迷惘、压抑的时代情绪则急需沉淀和宣泄，也表明人们内在地需要一种更贴近文学本身、更贴近人的心灵的真实书写。具体来说，就是建立在外援基础上的经济起飞，并不能消除人们因国家与民族分离带来的漂泊无根感，反而催生出了后发型现代化区域必然产生的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化等价值冲突。而现代派文学正是以阴郁破碎的悲剧风格体现了战后台湾知识分子对历史、文化与个人命运自觉而痛苦的认知，也寄寓了存在主义式的现代悲剧认同，这使自我的迷失、异化与超越成了现代派苦恼意识的重心所在。此外，由于现代派与浪漫性之间的交缠关系，以及它和存在主义之间的接受关系，使文学中与生存焦虑有关的主题不断浮现，而诡异出格的语言文体探索，以及身体叙述和宗教性的追寻，都言说了现代派作家自我悲剧意识的复杂性。简言之，现代派文学是战后台湾社会文化危机在知识分子主观心灵世界的投影。它的哲学立场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基础上的现代怀疑论。它不再对总体化的社会观照抱持信心，而是以破碎化、主观化的感性方式表现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以此折射一个失去了权威的现代社会。于是，那一代的台湾作家以虚无荒谬为“伟大”的题材，视苍白无根为“高贵”的情操。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台湾文学相当普遍的缺乏具有生动活泼、阳刚坚强的生命力的作品，而到处散发出迷茫、苍白、失落等无病呻吟、忸怩做态的西方文学仿制品。而他们又自封为社会的上等阶级，对一般不能理解其伟大作品的凡夫俗子，持着一种傲慢的、不屑一顾的态度”王拓：《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见1977年4月1日《仙人掌》第2期。。
而黄春明开始步入文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