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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4期-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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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不至于伤害到自己。 
  在册立太子大典上,为了表示自己的节俭和谦退,他请求免穿与皇帝礼服相近的太子礼服,并且请求以后东宫的官员对太子不自称臣。杨坚欣然接受。 
  成为储君之后,他闲居东宫,以读书、写诗、礼佛为务,处处事事看父皇脸色行事,不越藩篱一步。原来那个热心政事、精力充沛、一天也闲不着的江南总管如今突然变成了闲云野鹤,优哉游哉。他本是非常虔诚的佛教徒,对佛理佛法深有研究,此时既有闲暇无处打发,干脆净下心来编撰了二十卷《法华玄宗》。那个因到晚年变得更加多疑乖戾的父皇正忙着大开杀戒,屠杀、废黜、关押了一大批不放心的权臣,其中甚至还有他的四弟蜀王杨秀,却从来没有把怀疑的目光投到这个息心佛域,参玄悟道的太子身上。 
  杨广深知,他所有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等待。 
   
  五 
   
  像以往一样,对杨广关爱有加的命运并没有让他等太长时间。 
  在杨广成为太子后第三年的大隋仁寿四年(604)六月,一个隐秘的消息溜出仁寿宫那厚厚的宫门,迅速在隋帝国蔓延:六十四岁的当今皇帝杨坚病了。 
  皇帝的病情属国家最高机密。当这个机密成为普通百姓悄悄谈论的话题时,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迹象越来越明显。七月初七,老皇帝的病已经被证明不治,他召百官入宫“决别”,与百官“握手欷”。《隋书·何稠传》并记载文帝临终前的细节说:文帝把杨广叫到床前,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嘱咐说:“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这个细节流露出了这对天家父子少见的天伦之情。一直到死,杨坚都确信他的帝国所托得人。 
  老皇帝死去的前后,整个大隋王朝的空气中充斥的不仅仅是紧张,还有几分兴奋,或者说得更明确点,是期待。人们期望着这个三十六岁、才名广播的新皇帝把初兴的大隋帝国带向更大的繁荣。新皇帝即位不久后做的两个小小决定,使他们更加坚信有理由这样期待: 
  即位不足四个月,从洛阳传来消息,杨广平陈时带回的俘虏陈叔宝去世。虽然是一介俘虏,然而毕竟曾经做过皇帝,按理应由现任皇帝确定一个谥号,以定一生功过。 
  杨广翻遍《逸周书·谥法解》,反复斟酌,挑出了一个字:炀。 
  《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 
  这是所有谥法中最坏的一个字。 
  杨广认为,只有这个字,才能充分表达他对前手下败将的轻蔑和鄙薄,也才能提醒自己不要像这个败家子一样荒嬉无能、腐败亡国。 
  另一个细节是,在挑选新年号时,新皇帝圈定了古往今来年号中最大气磅礴的两个字: 
  大业。 
   
  六 
   
  东宫三年,杨广等得太苦了。在别人看来,三年的时间并不算长,而在他看来,每一天都是对他这个不同寻常的生命的巨大浪费。而对他生命的浪费,就是对大隋臣民利益的无可弥补的损失。 
  整个大隋天下,没有几个人了解这个年轻皇帝心中的瑰丽奇谲的梦想。 
  在普通人眼里,父亲杨坚的功业已经达到了极盛:四海一统,天下太平,国力昌盛。似乎没有给继承人留下多少创业的空间。然而心高气盛的杨广却不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素无学术”的父亲目光短浅,器局狭小,因此他的统治表面上成绩斐然,实际上存在着许多重大缺陷。东宫三年,不,早在坐镇江南的十年里,他已经无数次地对帝国政治进行了全盘推演。刚一登上皇位,新皇帝酝酿已久的政治构想就井喷式地变成令人目不暇接的一道道诏令,随着驿马的奔驰,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传遍辽阔的国土: 
  仁寿四年十一月初四,即位仅仅三个月,杨广下令征发数十万民工,在洛阳以北挖掘一道长逾千里的长堑,用于预防突厥骑兵南下,以拱卫规划中的新都。十七天后,即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又发布诏书,公布了营建东都的计划,命令大臣们勘测土地,调集物资,开始筹备。第二年三月十七日,兴建命令正式下达,数百万民工被征调到洛阳,隋帝国开国以来最大的工地一夜间出现在洛河边上。在这道震动全国的命令刚刚下达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正式发布,百余万民工从家乡出发,奔赴通济渠。又过了九天,新的命令传来,六名大臣被派往江南,建造万艘巨船,以备五个月之后的南巡之用…… 
  政治机器运转的节奏一下子加快起来,整个帝国都明显感觉到了新皇帝的亢奋。帝国政治旋律从文帝晚年的阴郁缓慢一变而成为高亢急切。 
  一道道诏令叫大臣们有点措手不及。轻闲惯了的他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多的任务同时劈头盖脸地砸下来的情况。谁都没有想到,那个“深沉严重”、以谨慎著称的晋王,宝座还没有坐暖就抛出这么多巨大的规划。每一项规划都代价巨大,事关全局。这是不是过于急躁唐突? 
  杨广却一点也不认为自己过于急躁。事实上,他心中的设想才不过公布了十分之一。不论多么幸运,一个人呆在皇位上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而他心中规划的政治任务也许要一个普通帝王三辈子才能完成。在杨广看来,自隋朝向上溯源,历史上出现的伟大皇帝只有三位:秦皇、汉武,加上稍逊色些的光武帝。如今,他杨广“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天才”加上难得的历史机遇,使自己完全有可能“奄吞周汉”,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实现“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的政治理想,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他必须只争朝夕。 
  应该说,大隋臣民遇到了自己这样的皇帝,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庸众们短时间内理解不了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也在意料之中。对他们进行一些详细的解释是必要的。他多次召集大臣们召开御前会议,滔滔不绝地解释自己的政治构想,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口才这样好。 
  他说,从表面上看,父亲治下的大隋天下四海安宁。其实,帝国的统一并不牢固,隋朝开国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四次重大的叛乱,多数发生在新统一地区。这标志着南方与北方在精神上还没有真正统一,帝国各部并没有真正融合。 
  他提醒大家,历史是有惯性的,从平定江南到现在,大隋王朝的统一仅仅十二年。在此前,是从汉末开始的近四百年的分裂时期。贵族势力时时威胁着皇权,他们没有一天不准备着进行阴谋,伺察统治漏洞,有太多的人还在做着划地自治、黄袍加身的梦。 
  他指着壁上悬挂的隋王朝地图说,在这种形势下,长安这颗钉子已经挑不起新帝国的政治平衡,因为它距江南和山东过远。刚刚发生的杨谅叛乱就证明了这一点。叛乱发生在山东一带,由于长安“关河悬远”,等消息传到首都,兵乱已经发生了近一个月,给山东地区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迁都到处于南北结合点上的洛阳,可以一举调整帝国的政治重心,可以极大地加强帝国对南方和山东潜在反叛势力的控制,大幅提升隋帝国的国家安全系数。 
  而开大运河的功用比迁都将更加长远。近四百年的分离使得南方和北方形成了明显的差别。南方经济富足,北方却土地贫瘠。南人认为北人都是杂种,粗鄙无文。北人则视南人为被征服者,胆小懦弱。两地相视,几几如异族。 
  杨广用手指在地图上从南到北用力划了一下:要使帝国的统一从形式升华为精神,就需要一个沟通南北的大动脉,不但可以促进南北的物质交流,更可以促成南北的文化融合。只有这样,整个民族才能神通气爽,血脉贯通。 
  而建设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就是最好的渠道。 
  杨广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创意。迁都与开河,必将把父皇留下的基业提升一个层次,把隋帝国的万世之业置于更开阔、深厚、坚固的地基之上,后世万代都将会记住他们这一代人的功绩。 
   
  七 
   
  史称杨广“发言降诏,辞义可观”,玉树临风的年轻皇帝站在玉阶之上,举止潇洒,口齿伶俐,顾盼自雄。杨广的口才和雄辩征服了群臣。大臣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确实是高瞻远瞩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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