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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哭。”杜山说，“却不老实。”
杜荣林心有所感。他说谁让你们小孩去干这种事？不能因为老师以前干过什么，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台湾就要斗他，这好像不太讲理了，关键是人家现在站在哪个立场上，对不对？否则就可能祸及无辜。
杜荣林对女儿讲他牺牲在金门岛的战友。他说，当时他的战士里少说有四分之一是从国民党部队里过来的，他们在战场上缴了枪，然后他们愿意跟解放军走，这以后他们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并不一定本来就是自己人，敌人并不一定永远都是敌人。即使是敌人，你应当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消灭，但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后，你不能支起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是人，不是狼。解放军优待俘虏，俘虏跟我们走了，至少不再是敌人，揪着他们以往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这会弄到多少人！
杜山不解，说爸爸干嘛替他们操心？红卫兵这是在千方百计帮爸爸挖坏人嘛。爸爸总说敌人就在海峡那边，还有一场大仗要打。把藏在海峡这边的坏人都挖出来，爸爸解放台湾才没有后顾之忧。红卫兵造反，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就是在做这个。
杜荣林默不做声，心里感觉特别，就像当年听女儿讲要制造导弹帮他打仗一样。高兴吗？不高兴吗？怎么说呢？
他们在军营的林荫道上散步，一边走一边交谈，讨论各种问题，态度认真近乎虔诚。不管杜山对父亲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立场幼稚，还是偏激，她的语调总让杜荣林感到惬意，像炎夏里领略一泓清泉。在军营晚间空旷清爽的林荫道上，女儿的话音随着南国山间的无名花香，轻风一般在杜荣林的耳畔飘拂，让杜荣林有一种恍惚感。杜荣林意识到跟他并肩而行侃侃而谈的这孩子已经长得跟道旁的小树一样挺拔，她戴着一顶军帽的头已经高高窜出了杜荣林的肩膀。
隐隐约约，他心里还有一种不安。
２．
杜荣林没有放过罗进，他继续追索，试图把情况弄清楚。
他到军区开会，特地抽空找负责部门的一位主任谈。他说，据他了解率小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的国民党军少校罗进已经在前些时候给判了刑，刑期十年。这刑期不短，算是判得比较重。是不是查出这人除从事特务活动，窜犯大陆外，还有其他罪恶？或者这人被捕后很不老实，属顽固分子，抗拒交代？这人目前押在何处服刑？
主任感到奇怪：“怎么会对他这么感兴趣？”
杜荣林说：“这家伙不太对头。我有感觉。”
他跟领导说起早年那个金门特务，说他早就想亲自了解一下有关情况。由于一些具体因素，也因为自己工作的变动，前些时候一直顾不上。他并不着急，因为该特务在我们手里，跑不了。不过心里总有这个事。主任点头表示理解，他让杜荣林别急，说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他了解一下再告诉杜荣林。
第七章 逢劫难（3）
“没关系的，”他说，“就像你说的，这家伙在咱们手里，他还能插了翅膀飞过海跑台湾去？总能搞个明白。”
不久杜荣林得知了罗进的下落：他在江西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罗进受审期间确实不太老实，此人对抗审讯很有经验，交代问题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审讯人员重点审问其所率特务支队潜入后的任务和接应人，罗进的供诉明显不实，提供的是虚假情况。因此尽管潜入大陆被我军围捕时未抵抗，率部投降，有从轻发落情节，却因不老实被从重判处。
杜荣林说：“我还真猜到了。”
没有罗进目前的情况。因该犯已押赴江西劳改农场。
杜荣林不禁有了个念头。他想找个时间亲往江西，请公安部门协助，跟这特务核对一些事情。如果需要，他还准备写一份报告，正式提请上级批准。
未待办理，一件祸事突然降临。
一份来自河南乡村的公函发至部队，要求立刻清查国民党特务杜荣林。解放军军官杜荣林怎么会成为国民党特务呢？因为王锁柱，小王。杜荣林提拔担任新职前，上级派员进行例行审查时，为什么跟他问起这位王锁柱呢？当时已经有情况了。王锁柱于两年前在家乡被划为“坏分子”，列为“阶级敌人”。原因是他当过国民党兵。杜荣林曾经为他提供过参加解放军并立功的证明，这证明反而被作为他“叛变投敌”的一个证据。文革之初王锁柱的问题在家乡升级，受到新的怀疑，认为其于东山战役中脱离国民党部队的行为可能是奉敌之命伪装返回，潜伏下来以充当国民党特务。王锁柱因此被审查、斗争，后猝死于拘禁中。发到部队的公函称已查获杜荣林与坏分子、叛变投敌人员、国民党特务王锁柱联络勾结的证据。王锁柱在受审时曾供称直接上司是杜荣林，杜荣林现潜伏于解放军部队，曾为王锁柱提供解放军军装和活动经费，让他从事特务活动，并命他伪装老实，安心劳动，成家立业，深深潜伏下来，以待时机。
公函以当地“革命造反委员会”名义发至部队。部队领导对杜荣林还不了解？有关王锁柱的事情杜荣林早就接受过询问，上级知道他出于对本连幸存老兵的关心，把自己一件新军装给了王锁柱，还寄钱给王锁柱结婚，事情早经说清，非所谓提供特务伪装和经费。对杜荣林的指控因此未被上级采信。杜荣林没当成“国民党特务”，却遭受一次猛烈冲击。听到消息后他默不做声，当天粒米未进，当晚彻夜不眠。
小王死了。从金门战役血泊里爬出来，东山战役中冒生命危险逃离国民党部队，本连队战斗解体过程的最后一个见证人永远消失了。
杜荣林第一次深切感觉到身边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对他的不祥意味。
杜荣林的大女儿杜山到外边“大串连”，整整串了一个多月，她和她的同学到了北京，西去延安，再跑到湖南韶山，又去了江西井冈山，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全都不用买票，吃住都由各地串连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冬天里她从井冈山上给杜荣林寄来一封信，说她在山上看到下雪了，她带的衣服不多，她把全部衣服都穿上还是几乎冻僵，但是她非常高兴。不久她和她的同学蓬头垢脸，流浪汉般风尘仆仆回到家里，时因严冬到来，加上全国交通系统不堪运输重负，有关方面发出通告，让学生停止串连并迅速疏散回家。秦秀珍烧了一大锅开水，把杜山的衣服全部扔到里边，又煮又烫，才彻底歼灭女儿串连旅途中从全国各地带回来的满身虱子。
这时秦秀珍有些吃不消了。她悄悄对杜荣林说她挺担心，外边这么闹腾，不会给咱们家闹腾出什么事吧？杜荣林安慰她，说：“咱们经过很多了，别怕。”
“杜山那样可以吗？你管管她？”
杜荣林说，杜山是懂事的，别担心，没事。
“这些日子瘦了很多。”秦秀珍说，“外边串连四处跑，能吃什么呢？学校食堂也好不到哪去。”
杜荣林说这倒是，你想办法给孩子补一补。
那时杜荣林的家已经搬出部队家属大院，住进城区一个小院，这里离秦秀珍的医院和杜路上的小学都比较近。杜荣林一家住的小院有一座二层旧砖楼，住着五、六户人家。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杜山当了学生头，成天领着学生造反，职业革命家似的，她住进学校，几乎不回家，几天见不着一个人影。她长大了，跟妈妈秦秀珍和外婆王碧丽感情上还是格格不入，秦秀珍听丈夫劝，没多管她，只是隔三岔五做点好吃的，让杜海喊杜山回家吃饭，他们管那叫“改膳”。杜海在中学读初一，天天吵着要像姐姐那样到学校住，跟同学一起，秦秀珍坚决不同意，死死管住，限他每晚必归，不管他怎么喊叫不公平。杜家小儿子杜路时为小学生，学校停课，他这种年龄的孩子还没有中学生那样到处跑来跑去闹腾的资格，只能呆在家里。秦秀珍一向最疼这个小儿子，她怕孩子给耽误了，便充当老师，翻出杜山和杜海的旧课本，天天下班就教小儿子读书，语文算术历史自然，现学现教。
在杜荣林夫妇的隐隐忐忑中，“文化革命”越发猛烈，从学校向社会延伸，锋芒指向首脑机关。一月间，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在上海宣布夺权，负责指挥全国“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将此褒扬为“一月风暴”，夺权行动迅速波及全国，沿海前线亦不例外。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