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刘长乐：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凤凰”扣响了国内传媒的大门，不如说是“凤凰”敲开了所有国内媒体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的大门。
采访者：“凤凰”的几个名牌主持人、记者为什么都是女性？
刘长乐：也不一定都是女性，我们现在是“三名”战略，就是“名牌主持人”、“名牌评论家”和“名牌记者”。闾丘露薇是名牌记者的一个典范，男记者有郑浩，他们都属于名牌记者的培养范畴。
我们的几个名牌时事评论员在内地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的名字不亚于靓丽的女主持人，比如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评论员中可没有一个女性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男主持人也是很优秀的，像窦文涛就是很优秀的一个。目前为止，他已经有相当大一批固定观众，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他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创造了《海湾风云录》这个节目，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另外，董嘉耀、梁冬也都是男主持人。
采访者：为什么第一线女记者居多？
刘长乐：我们第一线的记者女性比较多，这实际上不是“凤凰风格”，是香港风格。香港人在一线的女记者居多，这好像是他们形成的一种习惯。
采访者：是不是女性在采访上比男性更有优势？
刘长乐：倒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她们这个队伍相对比较群体化。在香港，这些记者都互相认识，一般闾丘露薇有什么事情，她马上就会告诉《东方日报》等媒体的女朋友，男孩是入不了这个圈的。香港的记者职业群体都是女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另外，我觉得从工种角度来讲，电视台里的男孩在技术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摄像就要是男的，当然也可能有女摄像，但很少。灯光、摄像、录像都已经是男的了，女的只有当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从结构上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有很多人批评我把女孩都放在采访一线，男的坐在棚里侃，这个主要是因为记者中女孩子多，所以女孩子上一线也就多。当然我们也有男孩子到一线的，让女孩到一线是男士们把机会给了女孩，拿机器、摄像、拎包的可都是男孩啊。
采访者：当年吴小莉被朱基总理点了名，你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感受？
刘长乐：朱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个普通观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认为这是官方对“凤凰”这种形式的认可，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凤凰”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保持这种节目风范，并取得成果是十分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挺羡慕“凤凰”，但实际上，前几年各电视台和“凤凰”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像。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带来了竞争，倒不如说我们开了先河，起到一个敲门砖或垫脚石的作用，给大陆的新闻体制带来了变化。
采访者：星空卫视和亚视几个海外电视现在也允许落地，但我看你对“凤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乐观的，这是为什么呢？
刘长乐：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海外媒体和“凤凰”相比还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份额上讲，“凤凰”在大陆的广告份额大约是一亿美元，现在超过四百万美元的海外媒体还没有一个，差距太大了。当然没有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份额，中央电视台有十二个频道，我在内地只有三个频道，而且我的覆盖率不一样，如果我达到中央电视台的覆盖率，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我们不敢憧憬这样的情况。
亚视其实是我拥有的，我也希望亚视能更好地发展，我在亚视占有的股权比“凤凰”还大。亚视和“凤凰”在语言上、在播出手段上都是最全面的。“凤凰”是普通话，亚视是广东话和英文。
技术传播上，“凤凰”是卫星电视，亚视是无线的播出方式。但就海外媒体对内地的态势来看，我们更关注的是和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的竞争，海外媒体包括星空、华娱、MTV在和我们同台演出，但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从覆盖的区域来看，“凤凰”是一个泛太平洋、泛亚太区的播出方式，甚至是泛全球的，而亚视是一个地区电视台，它主要是依托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从内容来讲，“凤凰”走的是可视青年电视台，“三高一低”；亚视走快餐道路，是市民阶层路线。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外媒体，除了英文的BBC、CNN和NHK之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任何人不许搞新闻这个节目，但对“凤凰”却网开一面。
采访者：你会把其他媒体的优秀人才挖过来吗？
刘长乐：不一定，绝大部分是靠自愿，我们媒体间是不伤和气的，竞争还是要有理性的，还是要开放的。从所有制来判断，全世界共有三种体制：第一种是美国式体制，是完全商品化的体制；第二种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是双轨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和日本的，具体就是BBC和NHK，他们是靠收执照费和通路费来维持运作；第三种就是完全公有制，大陆就是完全公有制和国有制的、有部分商业成分的这样一种体制，这种部分商业成分其实是受市场商业大潮冲击和影响的，但它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重要是所有制没变，这个可能就是要发展和变化的地方。
“凤凰”就不一样，“凤凰”是私有制，私有制里有相当成分的个人股权，像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凤凰”的股权，股票随着公司的业绩，市场价值也在增加，所以，员工工作劲头也不一样，这就是体制问题。当然，如果大陆之外媒体多了，“凤凰”做得比其他境外媒体好，也不排除在同样体制下人的因素，但这是第二位的。
采访者：关于电视审查制度，“凤凰”是如何做到既符合观众的口味，又能被政府所允许？
刘长乐：如何让电视又叫好又叫座，怎么让观众喜欢，又能把握好舆论导向，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一种有形的管理，文化是无形的管理。电视检查制度对人们的制约，不应该企图防微杜渐，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首先就不能直播了，不能直播的台还怎么去竞争呢？
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进行式的，中央电视台对布什的很多讲话都滞后报道，延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滞后播出，从体制上是可以理解的，不滞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对所有的问题都滞后的话，就不能叫作现场直播了。我们“凤凰”的播出有时也出现问题，但按照制度，都是事后处理。事前要立足于信任主播，立足于用事后的管理、滞后的惩罚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2）
当然，如何受观众欢迎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个复杂问题，但更复杂是政治上的技巧，掌握好舆论导向是个政治技巧，不是一个商业或技术技巧。“凤凰”的这些人在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我就在中央台当了多年的军事部副主任，中央台的管理体制和国内的政治尺度在我们心中早已融会贯通了，踩钢丝的技巧是不容易的，这是需要修炼的，很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采访者：默多克为什么会把“凤凰”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呢，这对他是很少见的啊？
刘长乐：这是我们合同中规定的，合同规定公司的主控权和节目的主播权都在我这里，因为从股票角度来讲，我占有百分之四十五，当时中央电视台下属公司占百分之十，我们共占百分之五十五，他是百分之四十五。现在不允许中央电视台在香港办公司，中央国家机关在香港的公司都被要求关掉，只留了三十几家。中央电视台把股权转让给中国银行，但我们还是占多数。
采访者：你是“老三届”吗？
刘长乐：我是老初二，1967年在甘肃下乡。有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逻辑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母被斗，我们几个孩子举目无亲，那种痛苦真是不好受。在一般同龄人中间，我吃的苦可能要多一点，这也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问题，我们当时有一种宿命论，认为就该吃这个苦，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也可能是阿Q精神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