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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郭振玺带领的央视广告部,引领中国电视媒体广告经营进入全面营销时代,也激活了中国电视媒体面向市场的全面改革。
郭振玺,男,1965年1月出生于山东一个农民家庭,十六岁时以当地高考状元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物理系;1985年7月毕业,志愿入伍到基层连队。1987年9月考入兰州大学管理系企业管理专业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与同学尝试开办公司。1990年毕业,分配到广播电影电视部办公厅任秘书。1992年,中央电视台创办《经济信息联播》栏目,郭振玺作为中央电视台经济部第一位经济学硕士调入,任记者、编辑,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制作的节目曾获全国一等奖,1997年作为制片人创办《商务电视》栏目,1998年4月任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组织创作“下岗再就业”等有影响的公益广告。2001年5月,出任中央电视台广告部主任,很快实现了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持续快速增长。2003年11月18日,央视2004年度黄金段位广告招标额达四十四亿一千一百五十七万元,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三点一四,主持工作两年半时间,实现央视招标额翻番。2004年6月,任中央电视台广告经济信息中心副主任兼广告部主任,2004年11月18日,央视2005年黄金段位广告招标额创下五十二亿四千八百一十五万元的新纪录,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九。2003年被评为“中国十大传媒经理人”,2004年被评为国家广电总局“十大杰出青年”。
第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3节 唱好属于自己的节奏(1)
唱好属于自己的节奏——
访《南风窗》杂志社总编辑秦朔文/董文慧刘芳
都市报在中国新闻的变革当中是不可小瞧的一支队伍,是新闻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记者报道灾难新闻,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它是否有卖点,而应该判断它是否有新闻价值。
未来的媒体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但我们并不怕竞争,而且非常希望竞争。我觉得只有竞争才能使中国新闻事业有大的发展。
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
采访者:中国过去办报纸办期刊基本上都是有点文化理想,为了一个目标去办的。据我所知,你当初也是基于一种理想,阴差阳错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来到《南风窗》,使得《南风窗》幸运地拥有了一位好总编。请你谈谈《南风窗》的历史沿革和它的发展历程?
秦朔:《南风窗》是1985年4月创刊的,它的发展经历了两次曲线。
广州是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和前沿阵地,在广州创办一份集新闻性、社会性、综合性为一体的杂志对于全国来讲具有观念领先的意义,而且即使到今天为止,广东的传媒在中国还是最领先的。像《21世纪报道》、《南方周末》、《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都是广东的。《南风窗》创办的第一期就曾举办一个活动,叫做“假如我是广州市长”,由老百姓给市长提建议,这个做法在1985年是非常超前的,另外在创刊当期的一篇文章叫《广州处处讲钱》,指出“商本位代替官本位是历史的进步”,这个观念在当时也很领先。《南风窗》最早期的定位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沟通理解的桥梁”,在内容上经常反映老百姓的疾苦以及社会的热点,这样就确立了这份杂志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观念领先,二是关注百姓。所以我们称80年代的刊物风格为“新鲜热辣”,虽然这个“热辣”程度与今天相比弱很多,但是在当时却是很突出的。《南风窗》靠这两个特点画出了第一道曲线。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随着全国沿边、沿线、沿境、沿海等“四沿”的开放,中国期刊市场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调整。在80年代末期领跑的很多新闻性、时政性、思想性的刊物,如《新观察》、《文汇月刊》、《书林》、《海南纪实》等都消失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州杂志领先的地位开始逐渐减弱。《南风窗》的“新鲜性”由于广东不再一枝独秀而在弱化,“热辣性”也随着整个舆论环境的变化在弱化,这使得杂志从90年代前半期开始逐步下滑和萎缩,当时的广告经营只是依靠一些医疗广告在支持。这种情况迫使《南风窗》开始了新的探索,到了1996年、1997年开始画第二道曲线,并在1998年起正式改版。改版后的《南风窗》采用全彩色轻涂纸印刷,在刊物定位上,政经的色彩越来越浓厚。可以说,1998年对于《南风窗》而言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1998年《南风窗》开始转移定位。
采访者:在读者的印象中,对你进行描述的话,应该是一个携正义而行,追求变革的人,当初是如何考虑将《南风窗》定位在政经杂志?是否担心过万一定位失误会导致整个刊物的失败?
秦朔:当时我感觉《南风窗》如果再走中低档的定位会很含糊,因为走中低档的杂志必须加大发行量,而像我们这样一份主要由男性读者构成的杂志,发行量不可能达到妇女类杂志的数量,而且杂志内容太综合,什么都有,已经走不出太大的空间了。所以我觉得与其在这样一个空间里打转,还不如打造一份精品类的大刊,在印刷质量上做到精致,在广告上慢慢适应品牌客户,在内容上向国外新闻杂志学习。
我有一个很长远和清晰的认识,就是中国新闻杂志的前途还是很光明的。但是对于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杂志,我们经历了一番探索。国外的新闻杂志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内容多元化,比如《新闻周刊》一年的杂志里,仅健康类的就有五六个方面,社会多元,人的兴趣也多元,而中国人更关注的还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问题。经过论证,我们决定定位“政经杂志”,因为我们认为政经杂志才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杂志的最重要特征。
为了跟国际新闻杂志在印刷上接轨,我们选择了利丰雅高印刷,这也是我们改版系统工程中的一环。当时,为了改版后刊物的整体质量,我们决定:饿死也不登一条医疗广告,虽然那时候我们的医疗广告一年还有一百多万,但我们还是下了这样一个决心。
采访者:定位政经杂志以来,《南风窗》和你本人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有没有遗憾?
秦朔:《南风窗》全面改版,在国内首次鲜明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杂志的内容核心是政经”、“《南风窗》要成为一本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理念后,全面提高办刊质量,快速成长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杂志,并且在中国新闻界引导了一股“政经之风”,成为备受读者和海内外关注的具有代表性的主流期刊之一。
就我自己而言,我认为所有人工作都有几个境界,第一是生存,第二是责任,第三是热爱!
打个比方,一边是一千万,一边是在旁人看来很平常的工作,但如果后者是我热爱的东西,我就不会选择那一千万,因为它能够给我极大的心灵满足,而前者则不能。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你就不会在乎自己有什么得失。在《南风窗》工作,我觉得是一种学习,在这个领域里接触到的都是一些社会精英,专家学者也好,官员也好,企业家也好,你作为一个桥梁,可以把他们的东西分享给读者,这也是一种乐趣。
采访者:《南风窗》当时的发行情况和发行方式都是怎样的?
秦朔:关于发行,我们曾经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在杂志最早改版的时候,可以说我们是没有发行网络的,完全被动地依靠一个广州的经销商做全国市场的发行,当时我们发行部只有一个人,他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杂志交给这个经销商,但是这个经销商发行量很小,而且欠款很多。后来,我们重新建立了一套发行网络,一切从零开始。当时做发行的那几个人都相当辛苦,凡是全国二渠道的会他们都去,千方百计接触人,打通渠道,然后就试着发。当时的坏账很多,累积起来估计有一两百万元,经销商动辄就要退杂志,还要倒贴运费。但是这个过程我认为是必须经历的,因为你的杂志送不到市场就得不到检验。
采访者:国内的杂志经过这几年短暂的高速发展后,市场进入饱和期,个别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