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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立明星工作室，自己独立拍片，我算是比较早的独立制片人。
采访者：那你是误打误撞呢，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个有市场的行业，才去做呢？
邓建国：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市场是什么。我记得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剧本是珠影厂推荐的，叫《广州故事》，直到电影拍完我也没看过剧本，一个是看不懂，再一个就是没什么情节，太不好看了。
采访者：那你还投资拍啊？
邓建国：当时什么都不懂嘛！
采访者：据我对你这次尝试的了解，你好像是投资了三百万，但是没有收回成本。
邓建国：那部电影最后实在是卖不动，只收回了不到五十万。
采访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卖不动吗？原因是什么？
邓建国：我想主要因为不懂市场，觉得这部电影只要拍完，肯定特好卖。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当时开价二百万，低于一百五十万不卖，后来人家老板说你根本不懂，这个片子我只出六万，那个时候我就蒙掉了。这部电影剧本有问题，而且拍得也不好，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被评为“全国十大最差影片”之一。
采访者：这就奇怪了，这是你第一次涉足电影圈，大张旗鼓，当时的三百万是相当多的了，而你最后赔了二百五十万，摔了一个大跟头，一般人就不会再干了，那怎么你反而还进军影视界，你的信心从何而来的呢？
邓建国：当时我是有点骑虎难下，这边第一部片子卖得很不好，那边我们另一个影片《广州之恋》剧组已经开始筹备开机了，于是在开机第二天就宣布不拍了。我想那时候我就是凭着热情、胆大，但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拍了，等于夭折了。
采访者：你后来第一部赚钱的作品是什么时候拍的？
邓建国：真正赚钱的是第三部《广州教父》，我是在街上看到的这本书，是谈黑道的。看完之后很激动，就赶快找这部书的作者买版权。然后又找来了香港人做监制。这部电视剧最后拍了二十七集。当时我在《粤港信息报》、《南方日报》上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内容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部最大投资的电视剧，投资二百万，大制作。光这广告就花了二十五万，可以说风险是很大的。当时就想再拼一把，如果这次再不行，就彻底不干了。后来，在节目交易会上这部剧太抢手了，有三百多家电视台要我们的这部剧，这部剧最后让我们有了三千万的进账，而我们的成本是七百多万。
采访者：赚了那么多钱，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邓建国：当时我就觉得影视是造梦工厂，自己一下子变成千万富翁了，我的理想一下就实现了。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我和北京的公司合作拍了四部戏：《鸦片战争演义》、《康熙微服私访》（1）、《东方母亲》和《反贪风暴》，这四部电视剧我们一共赚了一个多亿。
采访者：现在想起来你的成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当时那个冒险失败，也许影视行当里就少了一个你这样的人？
邓建国：对了，那个时候，国营厂拍戏，观念跟不上，包括宣传手法。我们这种观念比较新颖，还做整版的广告，人家一看还有大明星。
采访者：其实你是把全部的身家都押在上面了？
邓建国：对，就是把宝都押在上面了，过了这个坎就过去了。很多人给我写信，说我是个人才，是很能干的，其实，我只是把握住了机遇。我只是在当时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的时候先走了一步。我记得第一次请香港的导演监制拍戏，他们是看不起我的。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广州，打扮得很土，吹了个发胶头，然后手指头老是洗不干净，黑不啦叽的，又喜欢穿白衣服，白衣服又脏得要死。但是我说没问题，毕竟是我请你，我是老板。香港人瞧不起你，一个怕你给不了片酬，一个怕你很小气。但我第一个很准时给他们钱，第二个所有来的，我都请他们吃饭，我永远站在买单的位置上，老板的位置上。我还买水果去“探班”，带他们去酒吧喝酒，然后马上他们就改变了印象。
采访者：你是天生爱买单还是要显示老板的派头和信用？
邓建国：其实我没有钱，但是我一定要买单，我一定要给你感觉我是老板，也许花不了多少钱，但意思不一样。
采访者：那这“大手笔”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邓建国：也不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开始的小农思想，就像我不敢去坐飞机，不敢去坐卧铺，来北京坐硬座一样。我觉得是慢慢地，包括市场也是，吃亏了，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没有天生的。
采访者：在第一部片子失败之后，后来五部都赚钱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邓建国：我的经验是开机前就“爆炒”，然后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开机仪式，同时开始和电视台签合同。我认为是三个步骤：第一是炒，第二是卖，第三是拍。像我们拍《康熙微服私访》之前就卖广告，等到拍完时已经都卖完了，还有人买不到。1997年应该是最成功的一年，对我来说从一个没钱的变成亿万富翁了。之后我就乘胜追击，每年都有新戏，每年都大作宣传。
采访者：你刚才一直在用一个词“炒作”，后来你还被很多人称为“炒作专家”，你是怎么看待炒作的呢？
邓建国：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为竞争嘛。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一定的水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只能是昙花一现。
采访者：节目炒作和节目质量哪一个更重要？
邓建国：同样重要。如果说有一部戏你拍得不好，又没有炒作，你肯定死掉了。但是你炒作了，你还可以把成本收回来，还可以赚一点钱，我想这是我的心得。当然，这也是分阶段的，原来，电视台看到你的片花不错就会和你签合同，但现在你要拍完了、我通过了才会签约，现在完全要看收视率的。但即使这样，炒作还是很重要的，在同样级别的作品中，炒作了的作品还是会有优势的。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29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2）
采访者：你的成熟的市场观念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
邓建国：我想从《广州教父》之后，我就牢牢地把握了市场。以前的人悄悄拍完，就去卖了。而我有了一个好的创意，有了一个好的剧本就开始宣传，然后开始卖片，和电视台签合同，市场观念特别强。说实在的，我是从一个农村的放映员转变为影视圈内的风云人物，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不是很专业，不是圈里面的人。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就能搞好，而是要通过像我这样的很多所谓圈外人来一起做。市场才是最好的检验。
采访者：现在电视剧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知道要把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要胜出还要靠什么呢？
邓建国：那就是诚信，这个非常重要。在影视圈里，我和张国立六年合作六部戏应该说是最长（时间）的一个组合，这在圈内很少见的，我想这主要就是诚信。还有一个我的信仰，就是不要与人为敌，就是说尽量不要树敌。另外，我自己定了个游戏规则，就是不在背后说任何人坏话，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采访者：其实在影视界这几年你好像一直都有些新的东西，像初期的高强度的炒作，后来的风险合同制等等，你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这些东西？
邓建国：当初我们是片花加炒作，可后来有的电视台吃亏了，他们花了很大的价钱，收视率却不理想，所以我推行一种风险合同：比如说上海二十个点（收视率），如果我的片子超过二十点，每增加一点电视台给我加三千块钱，如果低于二十个点，每低一点电视台就降三千块钱。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第二我把风险转嫁给监制，电视台跟我签风险合同，我就跟监制签一个附加合同。
采访者：你推出这个风险合同后，有没有其他公司仿效呢？
邓建国：不是公司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