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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也在此时产生了。
1949 年以前，多数受过欧美教育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理智上对于国
共两党都有清醒的评价，但历史的发展却使这些清醒的言论和具体的行为之
间出现巨大反差。1946 年至1948 年间，在《观察》上曾围绕“自由主义往
何处去”的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参预论战的还有当时的《大公报》（上
海）《中建》《世纪评论》等杂志，杨人楩、张东荪、施复亮、李孝友、朱光
潜、邹文海、杜迈之等都写了文章。今天当我作为研究者重读他们当时对自
由主义的理解和评价时，很为他们的理智和清醒所震惊，他们对国共两党的
评价，从总体看，对国民党的评价要高于共产党，我这里的评价侧重于在文
化精神上，而不包括他们管理国家的行政方式和最终结果。储安平《中国的
政局》中的言论是为人熟知的，杨人楩曾在《观察》上写过一篇《国民党往
何处去？》的文章，后储又请杨写一篇《中共往何处去？》，杨最终未作，
但却给储写了一封《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长信。信是1947 年9 月28
日写的，请留意这个时间。杨在信中说：“保留‘争论’并非终止‘争论’，
因为自由主义者始终是不能接受共产主义的”＇1＇。不必多引，类似的言论，
在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章中几乎随处可见。甚至还有更绝对的。张东
荪曾说过：“要我在法西斯与共产主义之间作一选择，无异于要我在枪毙与
死刑之间作一选择”＇2＇。当年浙大外文系主任余昆珊则有言：“共产党来了，
我就自杀”＇3＇。许多事实使我们实在难以相信1949 年后他们的突然转变是
真诚的。在这里我想请人们注意“青年信仰”这个问题。“青年信仰”是指
一个人在他整个人生观尚未确立之前所自觉选择的一种人生信念，一般说
来，信仰的形成要受到个人的性格、家庭环境。教育程度（包括传统教育和
留学背景）等等的制约，从其年龄上看，当在二十五岁以前。“青年信仰”
可以作为我们判定一个人一生经历的主要标准。近年来，我们对许多年老的
知识分子产生敬重，实际源于他们的“青年信仰”，他们在晚年能保持清醒
的判断能力，也与他们的“青年信仰”分不开，如巴金、冰心、萧乾、施蛰
存等，近年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即是明显例证。如果以“青年信仰”为基本
出发点，反思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突然转变，就会发现，这种转变是出
于政治的高压和人身的威胁。1957 年后知识分子的普遍沉默和士气的消失，
就是这个原因。也许有人会说，1949 年前，同样存在着政治的高压和人身
的威胁，为什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49 年后表现绝然不同？难道在短短的
一两年时间内，会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青年信
仰”冲垮？49 年以前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不管
他们最后发出的声音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够左右统治者，但这声音毕竟能够
发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统治者对于知识分子还保留着一些敬重，
而1949 年以后，知识分子完全丧失了在整个社会中的独特地位，也即余英
时所谓的“边缘化”了，但这种“边缘化”的最终形成是统治者的强权造成
的。
至于知识分子自身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是需要我们长期反省的。
＇1＇《观察》第3 卷第10 期第11 页。
＇2＇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12页，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2
年版。
＇3＇冯世则《“不言论”的自由》，《读书》1993 年第8 期第146 页。
《观察》的突然转向今天已成为窥测那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个
窗口。我个人怀疑这种突然转变的真诚性，但大量当时出现的自由主义知识
分子的言论和行为又在否定我的想法：他们确实在真诚地否定自己。我想起
了多年前阅读《傅雷家书》时的感觉。
这位1966 年自杀的著名翻译家也曾是《观察》的撰稿人。他写给自己
孩子的信，无疑是自发的、真诚的，没有政治压力。在1957 年前的傅雷家
书中，虽然多数是谈艺术、谈人生的文字，但也偶有谈自己思想改造和政治
学习的内容。他主动给傅聪寄去五年计划的各种文件和一本关于《农业发展
纲要》的小册子＇4＇，其态度的虔诚令人感动。他还动情地说：“我很想以知
识分子的身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做些工作。比如写些文章，批评知识分子
的缺点等等。政府既然已经作了这样大的努力帮助我们，我们自当加倍努力
来配合政府”＇5＇。我们无法怀疑傅雷的这种感受。还有另一种错觉，傅雷
对毛泽东1957 年春天讲话的评价是：“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
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
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话，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
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6＇。“他
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
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的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
了的人”＇7＇。然而就是这位令傅雷倾倒的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发出了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号令，傅雷便在其中。傅雷的困惑在那里呢？
我以为在于他的轻信。
傅雷也好，储安平也好，他们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以理性、平等、
宽容、信任等为基本行为准则的。这种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风度，使他
们把讲话和行事视为同一。
1949 年后，在新的环境下所提出的口号、讲话、方针，从字面理解，
确实不乏诱人之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自己的价值尺度去感受，自然会有
亲切感。然而实际的事实都与讲话存在着绝大的差距，而承诺和失信都是单
方面的，中国社会这种典型的文本与实际脱节，在初期有其迷惑人的地方。
谁也没有否定过言论自由，但绝不准有同人报纸刊物；结社自由也在宪法中
写着，但绝不准自由结社。文本上存在许多，但在统计上都是零。
1957 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清楚了这一点，其代价是55 万知识分子
的“右派”命运。 ＇4＇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08 页，北京三联书
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5＇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22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6＇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34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7＇傅敏编《傅雷家书》第158 页，北京三联书店1990 年12 月第3 版。
像《观察》这样的刊物，在1949 年后居然能够复刊，这本身也是值得
深思的。首先储安平及《观察》同人有此愿望；其次当时政府还有这个雅量。
初看起来，这两点在当时都具备了，但事后回想，人们又会为储安平的选择
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你在理智上意识到你的对手是什么，可在行为上又迁
就呢？
《周恩来年谱》在1949 年7 月12 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
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
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8＇。
我想储安平当时提出的问题可能就有《观察》的复刊。林元回忆：“上海解
放后，储向党中央请求复刊；乔木同志曾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总理汇报，
请示复刊问题，总理说，既然有那么多读者，当然可以复刊。这样《观察》
便于1949 年11 月1 日复刊了”＇9＇。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胡
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虽然都是知名的文化人，但与储安平不同道，
以前《观察》从未发表过他们的文章。《观察》撰稿人中有《大公报》许多
人，但没有范长江，可见与储的关系。《观察》复刊后，由周刊改为半月刊，
发行量一落千丈，后中共中央决定将它改为《新观察》。复刊后的《观察》
从1949 年11 月1 日起，至1950 年5 月止。《新观察》的第一任主编是黎澍，
第二任主编是来自四野新华社总分社的杨赓。《新观察》刚筹备时，储安平
还和黎澍碰过几次头，杨赓来了后，储安平完全不来了。冯英子说储安平的
性格是“自视更高，他从来不作第二人想”＇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