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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正是从这变化了的《新月》上获得了更为明智的选择，一直把政治放在
第一，文艺倒退居第二了。这种变化并非出于技术的原因，而是时局的变化
使当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忍无可忍了。
1930 年1 月10 日出版的《新月》第2 卷第六、七期合刊上发表的《〈新
月〉敬告读者》一文，可以看作是后来储安平在《观察》创刊号上发表《我
们的志趣和态度》的前奏，两篇启事不仅内容大致相同，甚至连使用的语言
都无什么大变化。我们不妨引证几段＇4＇： ＇4＇转引自《中国新文学
大系》第19 集第66－67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年5 月第1 版。
读者诸君大概可以看出，自从第2 卷第2 期起新月月刊的面目和从前
不
同了。我们接连着登了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几位先生的文章，于是
许多
人都异口同声的说：“新月谈政治了！”不错，我们是谈政治了，我们
以
后还要继续的谈。现在我们就把我们谈政治的由来及今后谈论的计划
略为
读者诸君告。
我们办月刊的几个人的思想是并不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信这个主义，
有的是信那个主义，但是我们的根本精神和态度却有几点相同的地方。
我
们都信仰“思想自由”，我们都主张“言论出版自由”，我们都保持“容
忍”的态度（除了“不容忍”的态度是我们所不能容忍以外），我们都
喜
欢稳健的合手理性的学说。这几点是我们几个人都默认的。如今这个
时局
是真沉闷，但是这沉闷，不是安静的意思，是在酝酿着将来更大的不
安。
我们没有法子使我们不感到空虚时局的严重。我们有几个人便觉得忍
无可
忍，便说出话来了。说出与现在时局有关的话来了。这几篇文章都是
作者
个人良心上的呼声，决没有经过团体的讨论和指使。我们编稿的手续
是极
简单的，有文章来便由编者阅看，只消内容是充实的，态度是严谨的，
文
字是通顺的，便登出来。我们每篇文章都是作者个人署名负责。胡适
之先
生的那篇《人权与约法》引起了全国人士的注意，不，全世界人士注
意。
读者无意的发表了几篇文章，但是新月月刊的性质变了，赢得了许多
的新
朋友。反对的声浪也起来了，这是我们认为当然的。
我们现在要有意识的定下一个编辑的计划：以后每期都希望于原有的
各种文章之外再有一两篇关于现在时局或一般政治的文章。这便是我
们现
在要特别告诉读者诸君的一个消息。有几点要请注意：我们没有党，
没有
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
一定
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一致。我们的立场态度希望能做到严
正的
地步，我们不攻击私人。实际政治我们由有那种能力的人去干，我们
的工
作是批评的工作。
从储安平《悼志摩先生》一文中，我们了解到储安平在20 年代末期即
与徐志摩认识，并且有一定的往来，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储安平对《新月》
是了解的，特别是对于《新月》所持的自由主义观点非常称赞，他后来无论
在重庆办《客观》还是在上海办《观察》，走的基本上是《新月》与《现代
评论》的路子。他在《观察》的创刊宗旨中一再强调＇5＇： ＇5＇储安
平《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第1 卷第1 期第3 页。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
消极的批评或积极的建议，其动机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
发表
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了大体上代表
着一
股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
织。
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他
们有
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须讳
言，
我们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
治”，
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
我
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
谋或
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
公
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
的了
解。
储安平接着详细阐述了《观察》所持的“民主、自由、进步、理性”
的原则，并在以后的刊物中随时标示出《观察》的“本刊传统”：
一、只要无背于本刊发刊辞所陈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四个基本原
则，本刊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各人独立发言，自负文责。
在
本刊发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况之下，不刊载任何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论文。
通过以上所引有关《现代评论》、《新月》与《观察》在办刊态度上的
资料，我们大概会从中看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连年波动的社会生活中所追
求的理想。《观察》作为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要的言论阵地，在
对自由精神的鼓吹和培植上比《现代评论》、《新月》走的还要远，在保障人
权、反抗专制，启蒙青年等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
1947 年初，储安平在《观察》出满24 期以后，曾给胡适写信约稿，并
把他创办《观察》的目的告诉了胡适。储安平创办《观察》的目的，是希望
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后
来《观察》的发展和一贯风格，确实也保持了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尤其是
它在1947－1948 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严格组
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
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可以看做在国共两党冲突日趋激烈的
时刻，一群一切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
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
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
论，都充分显示了40 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强大的团结力量和深远
的历史眼光。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的重
视，或者即令偶有提及，多数也以单一的党派立场，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
的评价＇1＇。 ＇1＇可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
《中国现代史》下卷第370－372 页。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
主义分子”“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
七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2＇。萧公权在这篇阐释民主概
念和历史的文章中，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
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3＇，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话进行了分析，
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似乎没有统一的称呼，至于对于自由主义
的理解，则各有侧重。 ＇2＇《观察》第2 卷第7 期第3 页。
＇3＇《观察》第1 卷第13 期第9 页。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
年第2 卷第2 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
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这篇文章发表后，
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她自
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
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
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
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他，而这种做法
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
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