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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为人注意了。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
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半个世纪前就有这样的印象，
后来苏联的变化，在季羡老，想来是不突然的。
今天季羡老已经走过了85 年的人生路，但他没有像我们一些中年人一
样，沾沾自喜于一点所谓的文学业绩，季羡老说：“我现在怎样来评价镜子
里照出来我的一生呢？呜呼！概难言矣！概难言矣！‘却道天凉好个秋’，我
效法这一句词，说上一句：天凉好个冬。”比起“天暖好个春”的感觉，季
羡老一个“冬”字透出了多少悲凉！
普及吴祖光
前几年，好像是舒展先生吧，针对国人对钱钟书的缺少了解，曾呼吁
过“普及钱钟书”，但钱钟书先生是大学问家，要真正走到民间既不容易，
似也无什么必要。钱先生曾说过，学问只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之事，
可见他也从没想过要让更多的人知道。
当然舒展先生的呼吁自有他的道理，我是完全赞成的。我忽然想起多
年前的这个呼吁，是由吴祖光先生与国贸的事引起的，套用舒展先生的话，
我觉得今天应该普及吴祖光。
此话怎讲？
吴祖光先生是国内知名的戏剧家，但吴先生的另一面，知道的人就不
一定多了，那就是吴先生首先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1957 年，吴先生
是敢说真话的人，自然命运也就坎坷。近十几年来，按说经过苦难的吴先生
应该学会应付我们面临的这个世界了，但吴先生不学，也不屑于学，一直保
持了知识分子天然的对社会进步承担的责任。近来，我听有人说到吴先生与
国贸的事，多数人对吴先生的行为是既同情又责备的，他们认为吴先生那么
大年纪了，自己又不是没事干，何必管闲事呢？最后归为这是吴先生性格的
悲剧。对此，我是很不以为然的。吴先生令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正是他那种
对正义、对公道的被人漠视敢于挺身而出的知识分子品格，可以想见，如果
今天知名的知识分子，都能像吴先生那样，敢于路见不平，以言相助，那又
是一种什么情形？撇开具体的事情不谈，在今天这样的环境里，谁要责备吴
先生的行为，我真怀疑他的良心哪里去了！我是敬重吴先生的，吴先生的不
妥协，绝不是一般的固执，而是理性支配下的对公道的维护。我呼吁普及吴
祖光，就是要让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来学吴先生身上这种爱管闲事时性
格，让更多的知识分子知道什么才是自己应该做的，都去做老好人，那谁来
主持公道？如果吴先生身上的正气都得不到保护，那是知识分子的失职，我
有时甚至偏激地希望吴先生和国贸的事能成为中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一
想到这我就特别希望我们的作家、教授能都像作家左拉那样。
陈寅恪与周扬
1949 年后，陈寅恪居广州，任岭南大学中文、历史两系教授。当时，
党内凡文人气重的领导到穗后，一般都要看望陈寅恪先生，如陈毅、胡乔木、
周扬等。陈寅恪先生为一纯粹学人，对于领导的关怀一般都以礼相待，绝无
攀缘之意。1959 年他与周扬发生过一次冲突。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中引1961 年9 月3 日《雨僧日记》云：“解
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态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筏、章士钊、陈毅等来见，
劝请移京居住，寅恪不从，且痛斥周扬（周在小组谈话中，自责，谓不应激
怒寅恪先生云云）。”’
周扬何以激怒陈寅恪先生？1962 年周杨在大连创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曾
谈及。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曾引述。周扬说：“1959 年我去拜访
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 年几月几
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
学生向老师学习，如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
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
次。他不太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
的。。”
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吴宓的日记中说他曾“自责”，可见当时没能
说服陈寅恪先生。
由陈寅恪和周扬的这点关系，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的道德观。陈寅恪
先生作为中西文化养育大的一代学人，在为人处事、为学为文，特别是时势
变迁、道德混杂之时，能以极清醒的判断，持一认定之道德标准而行事，绝
不以享受欢乐，富华荣显而稍有改变，这是何等的气节。陈寅恪先生认为，
一个人在为人行事上不能持有双重道德标准，而以两种或多种标准为自己行
为的不一互做辩解，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对此有极深刻的分析。他
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
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
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
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
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
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
境而已。”陈寅恪先生的这种观念很早即形成，吴宓1961 年秋在广州谒陈寅
恪后，知陈寅恪盛赞黄浚《大觉寺杏林》诗中的“绝艳似怜前度意，繁枝犹
待后游人”之句，并在读书笔记中对陈寅恪盛赞此句做了自己的理解。他说：
“至论三、四两句何以佳，宓以己意为解之如下：绝艳指少数特殊天才，多
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怀古笃旧，故特对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则是多数普通
庸俗之人，但知随时顺世，求生谋利，国家社会文化道德虽经千变万灭，彼
皆毫无顾恋，准备在新时代新习俗中，祈求滔滔过往之千百游客观众之来折
取施恩而已。”吴宓的解释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中的那段话是一致的，
他对陈寅恪的评价是；“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
从时俗为转移。”陈寅恪先生1949 年后的辞不赴京及“著书唯剩颂红妆”等
行为，绝不是一时迂执，而是在固定价值观念支配下的清醒选择。
张东荪这个人
90 年代初期，我在看《观察》资料的时候，开始注意张东荪这个人。
给《观察》写文章的人当中，张东荪是最勤的一个，我曾做过一个统计，他
写了14 篇文章。储安平编《观察》的时候，作者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许多人是他的前辈和同学。张东荪曾做过私立光华大学的文学院院长，而储
安平是这个学校政治系毕业的，可以说有师生之谊。
张东荪这个人后来不怎么听说了，在专业领域，他是被否定的人物，
对一般人来说，这个人就更陌生了，但张在1949 年以前，却是非常有名的
人物。30 年代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的郭湛波撰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对张东荪的评价极高，认为近五十年间“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
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还说张东荪“先生性豪爽，而爱才尤切，对于
青年之栽培不遗余力”。但这是旧时代的张东荪，新时代里，他已是被遗忘
的人物，青年人早已不知他是何许人也。
张东荪的被重新发现，也只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比较集中的大概是在
上海。复旦大学的张汝伦先生曾在《读书》上介绍张的哲学思想，算是近年
国内比较早的注意张的思想的人，还有复旦的吴孝武先生，他以张的哲学思
想为自己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他的研究成果己发表在《中国文化》上，并
引起许多人注意。还有张耀南先生编辑了一本张东荪的文选，并且出版了。
这些都是已问世的成果。另外在民间，据我所知，戴晴正推备写张的传记，
湖北荆沙市程朝富先生更是倾其精力和钱财，收集张的专著和文章，准备为
其编撰文集。张的被重新发现，首先是许多学界人注意到他思想的价值，还
有就是他后半生的坎坷命运。金岳霖晚年回忆录中有一节“张东荪玩政治”，
对张一生的活动颇有微词，张汝伦先生对此曾有过批评（均见《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