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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压。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日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脱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禁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日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日）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日，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日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无裤党已先失势。起先山岳党限制最高工资对无裤党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日渐不满。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裤党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性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之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的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条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性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日，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禁者食物，实为人间地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不计，所拘禁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达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兰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浪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骤。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交通工具，更需要民间组织的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国民会议期间（1792年至1795年）经济政策着重出卖没收的地产，管制物价与工资，一部分兵工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但是大体上国民经济仍保持商业性格，直接向民间争取物资，限于事势上的需要，着重将剩余的粮食输至前线，若干村镇亦有地方政府配给食物之情事。总之除非无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动手主持，当中一个主因即是当日经济消息尚不灵通，局势难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对商人作各种让步，即对外贸易算是国营，政府也仍给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盘，即限制物价时，原则上也将批发商及零售商之正当利润计入。
“五人执政”期间（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弃物价与工资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涨，造成通货膨胀，各级官僚在混乱期间贪污自肥。1797至1798间一年和大陆各国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国仍在战时状态），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执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经济对策，例如加强税收效率、削减预算、增加关税、继续征用军事物资。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纸币换纸币没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从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银，与对外贸易的入超，解决了货币来源的问题，并且趁此机会收回公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奇遇则是政权叠次易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赖债。只有1797年宣布公债之2／3不付息，这2／3的兑换券在市场上无人问，等于被宣布作废。另1／3也随着跌价，从此政府对利息之负担大为减轻。虽说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进。只是对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后战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仑的登场。
拿破仑加强对占领各国的榨取，将国内的税收归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绝采取动摇人心的短视政策，又向国外借款及于热那亚和汉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银行（Caissedesptes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显要为股东，虽为私营，也替政府担任出纳，又为公债付息，法兰西的资本主义体制至此更浓厚了。于是索波尔在叙述大革命的结论时写出：
中小规模之制造分工日详；农人与都市技工之区别日益明显，资产阶级之重心因而转移。商人及企业家取得过去遗传之财富，领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应军需和搜括军事占领的土地，给他们以更大的利润机会。经济的自由，展开了企业集中的道路。此后这些人以他们敢冒风险和采取主动的精神投资于制造，放弃了投机生意，于是对资本主义之工业化有贡献。
叙述到这里，本书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读者一样感到惑然。国王王后及贵族政治家、虔诚的传教士和带煽动性的革命者，当中固然不乏投机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样地在断头台抛头颅洒鲜血，玉石俱焚，其最后目的无非让资本家赚钱？难道所谓社会契约真的不过是做生意的一种契约，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买卖咖啡与胡椒、印花布和烟草”？虽说本书在以上章节中一再主张不要因为道德问题而阻碍技术之讨论，可是也并不是说道德只是做事时之赘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术之研讨告一段落，仍有将整个问题提出再检讨之必要。
我们所谓资本主义，只是新社会这个多面体之一面，法国大革命扫清了内部各种障壁，在新体制之下，行政系统的功能有了一种看来似是而非的矛盾性格，一方面政府变成一个全能性的政府，有如勒费弗所说：“自今之后，除了长距离和通讯技术上的困难以外，国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碍。”但是他接着又说：“资产阶级宣扬人权，以自由为始他们在维护这些条件时防止国家（的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