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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但农村还有更多的问题，像车轴这样位于边疆，备方面原生态保持更为完整的小村子，我相信也会与内地同构的。
答：在很多问题上，不管边疆、内地还是不同的民族，中国的农村具有相当的同质性；当然，像车轴这样的村子会比内地农村慢半拍，矛盾也会相对弱化一些。但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呢？我想历史终结的一个过程表现——战争、革命将不再是
人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办法。这不仅仅是因为上面强调的力量悬殊过大，这也与政府权力逐渐缩小，不再像过去一样几乎可以毫无顾忌地做各种事情密切相关。
问：政府应该与民众商量，建立一个合理输导和耗散的机制，但事实呢？
答：事实要复杂得多。就在离车轴不远的村子，1997年由于铅锌矿开发导致水资源污染，老百姓聚在一起，拥进乡政府把乡长捆了。
问：比较激烈？这样的事件在历史发展中怎样定位呢？
答：不管历史最后是“最后的人”还是“共产主义”，它总之是要走向“终结”的。人的活动不同，这个过程也会多种多样：可能较为平缓，可能通过战争、暴力。当然，过程不同，最后的结果也一定会有很大的区别；甚至，这个终结同时就是毁灭。像车轴这样的小村落，在这样的过程中它是被彻底侵蚀掉，还是保留自己的独特性作为一个分子加入“最后的人”行列？可以预设，如果进程被人为打断，这个终结过程无疑会增加很多危险性，会走上无法预估的弯路。
问：现在有这样的危险吗？
答：我当然做不了一个准确的预计，但我一直在对车轴村做追踪调查。去年7月份，滇西北的“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车轴村和沿江一带都包括在内；而我听到的消息却是：当地正在酝酿虎跳峡大坝的修建，并说已经有了规划，很快就要上马。这类信息越讲越多，乡间已经开始有了恐慌。
问：这显然有悖于自然遗产保护宗旨，这样一块接近原生态的地方，保持它恰恰是对地球最大的贡献。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没有任何解释？
答：至少我没有听到。
问：是不是吸取了怒江建水库的“经验”，先不做声张，不吸引媒体的眼球，暗渡陈仓？
答：在开发的名义下，有时自然遗产的名头只是一个对外的广告语。中甸就有这样的说法：申请“三江并流”搞错了，现在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放不开，还谈什么发展？另外，1997年电力系统改革，首先就是官和商分离，能源部撤销，成立了中国电力总公司。现在公司化向进一步纵深发展，国家电力公司分出的五大家公司为了竞争，为了发展，当然就来到西南圈水圈地，让大自然成为他们公司的资产。这是一种典型的公司行为。
问：完全听不到政府的声音？
答：至少目前是这样。政府应该把一切有关水坝的事实告诉群众，包括现在是怎样一种运作方式，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要有更多的时间去讨论。最终决定是否修建大坝的应该是生活在金沙江沿岸的各民族民众。地方民众要和电力公司进行平等对话，在知情、没有压制和利诱的情况下商谈，因为地方民众在对话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而现在，他们的声音一点也听不到，现在的声音都是那些受益群体，地方民众还都蒙在鼓里，完完全全没有参与进来。
问：其实商业上以效益为目的的河流开发，已经受到广泛的批评。建坝最大的问题是成本和利益的不公平分配，很多事实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这样的商业行为中，地方民众这样的弱势群体只会由于不公平分配而更加贫困，像云南省漫湾电站建成后，当地群众并没有像当地政府承诺的那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贫困，甚至还不如建坝之前的生活。
答：是的，有些事情非常可笑。现在江边的老百姓告诉我，已经有人来丈量家里房屋的面积，但还是没有一个说法。我与当地的一些报道人是经常沟通的，他们很紧张。老百姓的想法，我在北京嘛，应该会知道得多一些，可我又能说什么呢？我只能宽慰，说“相信政府”……
从胡风反对其他外孙报考文科想起
■ 散 木
一
有读者置疑拙文《“新儒家”的梁漱溟与阎宗临先生》（《博览群书》2004年第5期）中关于胡风反对其孙辈报考文科一事，认为当系胡风对其子所言。我对自己的记忆力往往是颇自信的，所以，当编辑询问的电话过后，思绪就回到了当年自己参加高考时的现场，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恢复高考，如今看来其历史意义是堪与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一样的重要，而有多少年龄悬殊却求知欲一样极强烈的青年，却也在“TO BE，OR NOT TO BE”之后，不免为“文科，还是理工科”犯难，当然，这在今天早已是不言而喻的从容选择了——为市场所决定。可是当时文科真是风光呵——“真理问题”的讨论、“伤痕文学”的火爆、“存在主义”的不胫而走、撩人心房的“时代的报告”……于是，当年有许多人是不假思索报考了文科，那么，到了今天，他们会作何感想呢？记得前几期的《博览群书》上，马斗全有一篇哀叹“学术文化世家”消逝的文章，其实，如今“文化世家”（当然是指文科了）的绝迹尚是皮相之见，可惊的倒是整个文科的难以为继、或是后继乏人，这除了马先生所指的“世家子弟”的“二世”或“三世而斩”的事实（对应的则是另一句名言：“出一个贵族则起码需要三代”），恐怕在“世家子弟”自身素质之外，更应该要来考察整个社会的变化——或者这就是说要看看如今文科的生态情况如何了。
胡风为什么要反对他的孙辈报考文科呢？胡风的三个子女——张晓谷、张晓风、张晓山，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生人，张晓谷后来是教员，但不是文科的，否则他的文章不会那么少，他是从事航空专业的。张晓风呢？后来她回忆说：“我高中毕业考大学时，正值‘反右’的1957年，虽然我的考分不低，但是政审通不过，没有学校敢录取我”（《我的父亲胡风》，下同），因为她是胡风的女儿么，于是“我不能上大学是一定的了，但我却不知进退，第二年又考了一次，当然还是不成，我这才彻底死了心，认了命，开始找工作”，“那年月，高中毕业生还比较吃香，可是对我来说，却没有合适的工作，只能在工作条件极差的车间里当学徒工”，此后当然是一番历练，她现在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副研究员了，或者不妨说，她是从事文科的。因此，胡风晚年曾对友人说：“她受的苦最多了。”张晓山是胡风的幼子，记得在1979年1月11日胡风出狱之前，张晓山已经在内蒙古“插队”的漫长生活中通过高考进大学了，我还记得当年张晓山参加高考，社会上很是关注，张晓风回忆说：“到了1977年秋，高考制度恢复，晓山在插队十年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特地发了报道，以示党的政策是重在教育的。”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在后来彭柏山之女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一书中，却是这样说的，她写道：“看着晓山，我更没有什么可说，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整整呆了十二年。直到77年重新开始恢复高考时，他才有一次机会，他的成绩考得非常优秀。即使这样，上面还下了红头文件，胡风的儿子不能进京，不能学文。”这么说来，倒是“上面”不让胡风之子读文科了。张晓山出生于1947年10月，在恢复高考时正是三十岁上下，由于上述的原因，当年他考的也不是文科，如今他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和所长（1979年他又入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研究生，此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工作，又在社科院的研究生院通过并获得了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继吾乡前辈的杜润生之后，如今已在农业经济、农业合作经济理论与实践、农村组织与制度等领域颇有建树了，我相信：在如今“三农”问题（所谓“真问题”）持续困扰中国的时刻，晓山的研究比单纯的文科要有意义得多，或许说这只是一种巧合，不过，即使是这种实用性极强的学科，也需要出自文科（或是人文的）的某种激情和理念的精神燃烧。因此，张晓山后来会这样写道：“与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