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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生事物仍可能是不成熟的，不希望读者以教徒手捧圣经般的心态来看待这本辞书，而是希望读者谨慎地使用，并注意在使用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帮助改进词典。这是一种真学者的精神、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一种对社会、对教育工作者和受教育者高度负责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一贯的精神下，《现代汉语词典》才能越编越好、越修越好。
我们再来看看今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本词典刚出第一版，而且是一家以外语为本业的非中文专业出版社第一次推出的上规模汉语辞书，其质量远未得到广泛的检验，就在一种史无前例的炒作气氛中面世。不但首发式就安排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以前的汉语辞书似只有王同亿的曾在人民大会堂开过发布会），而且充满夸张的广告和宣传在大量媒体暴现，宣传用词无所不用其极，什么“百位大师铸就词典大树”、“从此我国有了第一部规范词典”、“因其规范而填补了国内词典领域空白，建立了汉语语言文字的规范”，还有明显含有虚假信息的“吕先生绝笔之作”之类，甚至出现了已经作古的吕叔湘先生在沈阳的书店里宣传此书的虚假报道。编撰出版方更出动宣讲团奔赴多个省市，以探讨规范化为名召集大量语文界人士尤其是语文教学界骨干教师进行面对面的宣传，会议的内容就是将规范化和《规范词典》捆绑，以造成规范化就离不开《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宣传效应。据编辑出版方自己介绍，这本词典的宣传费用就花了500万人民币之巨（见《南方周末》2004年4月7日的报道），不知是否创下了中国词典宣传之最。
根据现在已经了解的实际情况，这本词典错误非常多，初步的抽查已显示其硬性差错率至少数倍于优质辞书万分之一差错的限度，还不包括很多学术上可以商榷质疑的处理。对于以“规范”为名的辞书，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质量问题。通过超常的炒作力度让广大中小学生拿这种质量的词典奉为至高的标准，这对祖国语言文字的使用和规范是严重的不负责任。在已经发现这么多问题和错误的情况下，出版社愿不愿意再拿出500万元人民币去纠正错误、消除已经产生的负面影响？炒作留下的遗患却要由无辜的炒作受众和祖国的语言文字来承担了，这是非常可悲的现象。
把词典对社会的承诺放在脑后，以完全商业化的方式来炒作有严重质量问题的辞书，还会留下一种更严重的危害。就是它可能会让职业操守差的人觉得有空子可钻，词典编撰出版可以不必太在意质量问题，只要找到卖点、只要花巨款炒作，就能占领市场。如果这样的炒作成功了，那么我们就得有思想准备，明天也许还有出版社推出更低质量的辞书，但只要拿得出一千万、二千万甚至更多的宣传费，就可以把宣讲团不但派到省级、还进一步派到地市级、县级，甚至直接进校门，用人民币堆出一本本低质劣质辞书的畅销之路。因此，我们要对这种宣传炒作抱着高度警惕的态度，用学术和良知来维护辞书的尊严和祖国语言文字的尊严。而《现代汉语词典》出版过程中的严谨作风，即使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仍是辞书编撰出版界的宝贵精神财富。
编写词书要尊重语言实践
李 恭
开“两会”（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时，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有一栏目叫“马斌读两会”，每天都播，看到此，我突然产生了好奇心，想知道“读两会”的“读”是什么意思，词书是怎么解释的，于是翻阅最近刚刚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那书里给“读”列了四个解释，但哪一个也跟“读两会”的“读”对不上号，无法解释这个“读”的意思。词典不解决问题，我只好去请教搞新闻的同志，记者朋友告诉我，这个“读”意思并不深奥，就是分析、理解的意思。听了之后，感到豁然开朗，一下子明白了“马斌读两会”是什么意思。我想记者朋友不是编词典的专家，但他们是语言实践者，他们对语言的感受和理解是最直接、最准确的，对语言中新词、新义、新用法也是最敏感的。“读”不是新词，但“读两会”这种用法，意义却是新的。《规范词典》只是沿用了《现代汉语词典》的四项解释，对这个新的语言现象并未给予关注，因此虽然是后出的新词书，并没有在词典中给“读”字增加新的解释。这对号称“收当代新词语、新义项逾4000条”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来说，当然是个缺憾。其实“读”的新义、新用法，并不是2004年才有的。这几年“读”的新用法一直十分活跃，意义也十分丰富，并不限于上面说的“分析理解”。例如报上有“重读马克思”、“重读鲁迅”一类说法，也不是“重新阅读马克思的书”、“重新阅读鲁迅的书”之义，而是重新研究、重新认识的意思。《文汇报》2003年5月15日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重读吴作人速写》，副题是“参观《梦归海上——吴作人艺术回顾展》断想”。速写是画，是形象的艺术品，不是文字，也用了“读”字，可见这里我们不能再把“读速写”理解为“看着文字并理解其意义”了。去年12月，台湾歌手蔡琴在北京举办个人演唱会，随后《北京晚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读你千遍》，副题是“12月12日拥坐工体听蔡琴”。听蔡琴唱歌也用“读”，真让人一时难以琢磨“读”的含义了。看来，对于“读”这个词的新义、新用法，确实要好好搜集一下资料，深入进行分析、综合进行研究工作，这是词典学家们的任务，义不容辞。一部词典要编出新意，反映现代汉语新的基本面貌，那就要尊重人民群众的语言实践，多做调查研究工作。尤其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现代汉语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新词新义大量产生，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无法相比的。词书不能过于守旧，过于滞后，要把语言中已经通行的、固定下来的新词新语、新意义、新用法，及时地收录到词书中来。
该词典失收新词新义，当然不只“读”字一例。比如“变脸”这个词，这几年同样很活跃。我们经常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北京西客站变脸/《新华词典》修订后大变脸/手机变脸/首都机场大变脸，等等。可是我们去查《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它只有“改变脸色（多指发怒）”、“川剧表演特技”两个义项，没有其他解释。“北京西客站变脸”、“手机变脸”等这些用法，并不是临时的比喻用法，而是有了新的已经固定下来的比喻义。凡是事物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变了样，都可以说变脸，这是由比喻引申出来的新义。对于这些已经固定下来的新的比喻义，词典是应该收录的。
词书如果脱离群众的语言实践，不仅词书面貌显得陈旧，其实用性也会大打折扣。试想一部词书，如果读者想查的词，在词典里老是查不到，那将是什么感觉。我们希望词书编纂家们，尊重群众的语言实践，下大功夫，多努力，用科学求实的精神，编出一部“有高的质量，有不同于已有的词典的鲜明特色”（吕叔湘语）的新词典来。
词典：规范性和多功能
王希杰
我最喜欢的、常用的词典，就汉语词典而言，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因为它们有权威性，很实用。当然我也很推崇《辞海》和《辞源》《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等，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也很有权威性。它们都是许多有成就的学者的多年的心血的结晶，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学术水平，为我们的民族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些词典的编写者，有的是我的朋友。我有时也同他们开玩笑，指出其中的某些不足，但是，我总是对他们表示了我最大的敬意。我也说过，《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者自己甚至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一生劳作的伟大价值，这价值也许要等到若干年后才能够真正认识到的。
《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都是集体项目，其历届负责人都是大学者。《现代汉语词典》的许多编写者从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到退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这部词典，甚至退休之后还在忙这部词典。词典的编写虽然也需要聪明灵活机智和才华等，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踏实勤奋，只有能吃苦的人才能编写词典。才华横溢的人是干不了这活儿的。资料是词典编写的基础，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