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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我！休要害我！”但是，这个一向谦和的人一旦下定决心，便义无返顾了，且看他的宣誓：“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成败利钝，死生以之；决心革命，毋庸有贰！”
被袁世凯逼迫，他不得不赴北京就任副总统以后，千方百计拒绝袁世凯的拉拢，屡次要求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参谋总长职务；入住东厂胡同以后，更是拒领副总统月薪、公费，并请求裁撤“副总统办公处”；袁世凯“称帝”以后，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他为“武义亲王”，而他却便装面对前来祝贺的权贵，口称袁氏为“大总统”，并拒绝受封：“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断不敢冒领崇封，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袁世凯命人来给他裁制“亲王”朝服，他以一句“我非亲王，何须制服”打发了事；闻知蔡锷举义旗，他击节赞叹：“松坡不愧英雄本色！”——为了维护民国政体，他执拗地捍卫着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气节。
袁世凯死后，他接任大总统。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生活方式的崇尚者，向往西方民主制度，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拟按美国模式在中国实行地方分治，并延请李大钊参与起草有关法案；倡导并力行“好人政府”；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大力压缩总统府预算……
北洋时代，没有谁比黎元洪当政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被迫离开政坛后，他在天津做寓公，投身商海，经营房地产、金融、矿业等，先后投资的实业达七十多个，而且大获成功。获利之后，他仗义疏财，颇多善举，尤其热中投资教育。
他的临终遗言尤有意味：“……革命为迫不得已之事，但愿一劳永逸，俾国民得以早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毋率尔破坏社会组织及家庭制度，幸免各趋极端；……以法律保障人民权利，以法治范围全国……”
作为政治家，生当那个武人专制的时代，貌似武人而实为文人的黎元洪是玩不转的，所以，他屡屡被军事实力派逼迫得仓皇逃窜。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他确实有诸多难得的禀赋与见识。当他接任袁世凯的大总统职位时，他在北洋水师学堂读书时的老校长严复曾对他有过一句考评：“黎黄陂是德有余而才不足。”真是知人之言！
其三，李大钊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与他的威望极不相称？（第343～355页）
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是李大钊，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享誉一时。他还协助《晨报》开设过“马克思研究”专栏。李大钊对“十月革命”十分向往，热情讴歌。所以，1920年4月，当苏联代表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以记者身份到达北京时，北大的一位俄籍教授介绍李大钊出面接待。李大钊随后又介绍维氏去上海会晤陈独秀。后来，他还亲自带队去过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李大钊被公认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一大”，“南陈北李”都没有与会，但陈独秀缺席当选中央局书记，而李大钊没有任何职位。“二大”时，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而李大钊只是一名候补委员、北方区负责人之一。“三大”是李大钊参加的唯一一次党代会，他终于成为九名中执委之一。“四大”时，李大钊仍未参加。“五大”召开的第二天，李大钊在北京就义。
李大钊不仅极少参加党代会，而且在党内的地位很低，比他的学生张国焘、高君宇、邓中夏等人都低。为什么？
李大钊“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刘半农所撰碑文语），素以好脾气著称，因而颇能团结人。以他的信仰、性格、学问、身份、地位，为什么就不被信任呢？
他曾多次奉“远方”之命进行重大筹划：苏联人想“亲吴（佩孚）疏孙（中山）”以反段（祺瑞），他就去联络吴佩孚；等到吴佩孚弹压了“二七大罢工”，苏联人转而“联孙倒吴”时，他又忍辱负重地忠实地去推行“国共合作”，一方面劝说党内同志（包括陈独秀）遵从“远方”的指示，一方面亲往上海与孙中山结盟，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随后还在国民党内担任了显赫的职务。
可是，“远方”总是押错宝：“二七大罢工”的失败宣告了“联吴”的失败；1927年的“四一二”、“七一五”事变则昭示了“联孙（包括随后的蒋、汪）”蜜月的结束。在“远方”的“英明领导”下，力行的李大钊劳而无功。
中共前六次党代会以及遵义会议以前的所有重要会议，都是在“远方”的代表的上一操纵下举行的，——没办法，拿了人家的手软，吃了人家的嘴短，那时中共的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是“远方”提供的（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既然“远方”始终不满意李大钊，他当然无法在党代会上获得地位。加之他是社会名流，与上层社会关系复杂，更使苏联人怀有戒心。“南陈北李”这两位中共的元老、领袖最终都成了替罪羊，被“远方”抛弃。
“远方”为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挖空心思地利用中国人为其驱驰，斯大林宣称“要利用他们（指蒋介石等），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却不料反被蒋介石所用，把他给“挤干”、“扔掉”了。冯玉祥、汪精卫也像蒋介石一样，分别玩了斯大林一把。只有那些底气足、本钱雄厚的“军阀”如吴佩孚、张作霖辈，才压根儿不吃他那一套。“英明领导”到底如何，不待赘言。
对于北洋时代，我们想说的太多了，而我们所知的仍嫌太少。正如有的学者所感喟的：“往往，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新闻。”（《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前言》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史学家固然身负澄清史实的学术责任与明辨是非的道义责任，而作为一般人，我们也有责任与义务去追求澄清史实与明辨是非的历史情怀。毕竟，使用“有组织忘却”（organized forgetting）的方法，运用国家机器，系统地阻断、扼杀、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
一部独创性的美学著作
■ 邢煦寰
中国当代美学家中真正能够独树一帜、自铸体系的为数不多，周来祥先生是其中的一位。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当代美学面临转型，新专著寥若晨星之时，周先生就出版了自己的美学研究成果《马列主义的美学原理》。虽然该书颇受当时苏联美学著作的影响，打有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然而，作为新中国建国伊始最早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阐述美学原理的为数不多的专著之一，其积极意义和影响是应该肯定的。自那以后，五十多年来，周先生一直沿着此方向锲而不舍地从事美学研究与教学。期间，虽经美学领域的欧风美雨、苏论西学的影响与冲击，也不断从中外古今的美学精粹有所采撷与融合，先生始终初衷未改、方向不变，坚持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方法的基础上，兼采中西、融汇古今。以“美是和谐”为中心命题，撰写出版了十七部美学专著，建构了一个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美学特色，又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既概括了深厚的古代美学优秀传统，又闪烁着二十世纪现代美学精神的以和谐为核心的哲学美学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或者说以此为出发点，创建了“文艺美学”这门在世界美学史上从未有人提出过的学科，并且为之建构了逻辑构架和范畴体系。有人说这是中国的美学家对世界美学的一个独特创造和贡献，是不无道理的。周先生最近出版的美学新著《文艺美学》，凝结了他半个多世纪来美学研究的心血和汗水，堪称他的美学代表作。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文艺美学，是二十世纪以来文艺学、艺术学和美学及其分支学科综合发展的新趋势的产物；从科学创造的主体来说，则是以周先生为突出代表的中国部分美学家进行创造性研究和科学创新的结果。周先生首先提出并大力张扬这一学科的重大意义和价值。进入近现代，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日趋多样与科研对象分工的日渐细密，美学和文艺学领域的学科与分支学科也日益丰富繁复起来。细密的分支学科深化了对审美和文学艺术的认识，但是，缺乏对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