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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词典的规范性和实用性
语言文字的规范工作要有一个限度，讲词典的规范性也要有一个限度。最近由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出版和过度的宣传造势，我担心会出现一种不太正常的趋势，大家争编所谓最规范的词典，比拼谁的词典规范力度最大。不少人对国际上词典编撰的历史发展不太了解，我想略作介绍。从英语词典的编撰史看，如果说十九世纪大众的心理是将词典看作语言规范的神圣权威，那么到了二十世纪，词典编撰者自己就在编撰观念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用“实用性”取代了“纯正性”。法兰西学院编撰的词典在规范法语方面的力度大概是最大的，但是人们对它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词典编撰的这种观念转变与语法书编写的观念转变是一致的，但要比后者晚一些。（见《哥伦比亚百科大词典》2001年第6版“词典”条）“纯语主义”（purism）或“纯语主义者”（purist）这样的名称在今天是多少带有贬义色彩的。（见David Crystal编《语言学和语音学词典》1997年第4版）你如果到因特网上去查一查，就会发现当今绝大多数词典都声称自己是描写性的而不是规定性的（descriptive rather than prescriptive）。煌煌巨著《牛津英语大词典》就自称是一部描写性词典，反映语词过去和现在的实际用法，而不是一部规定性词典，告诉语词的正确用法。《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充分体现了“实用第一”的原则，它收录纯粹口头使用的词汇，其来源是根据录音转写的自然口语的材料，完全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口头使用的，不仅不见于一般的书面文字，也不见于电台电视的广播节目。这种口头词汇在“纯语主义者”看来也许是“不规范”的，但却是一部实用词典应该收录的，大家不妨去看一看这部词典收录的better一词的多种口头用法。这部词典还有一个特色是提供了可靠的词汇使用频率的信息。一个语词或一个义项是常用的还是罕见的，常用的程度如何，这也是词典使用者最关心的问题。反映当代语音实际使用情况的词典，一般在词项或义项的排列上总是依照当今使用频率的高低，而不是依照它们历史上出现的先后，这部词典自然也遵循这一规则，而且还用统计图表表明同义词或近义词的频率比较，例如在日常生活中let比permit更常用。新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一方面在收词释义上说要反映当代的实际，从现在的语言事实出发，但是又按历史的发展脉络来排列义项，这样做也不能不说是它的一个特色，但总让人觉得有点不伦不类，好像是身穿旗袍又脚着运动鞋。
为什么词典编撰者会有这种重大的观念转变呢？那还是因为事实证明规范性是相对的，而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绝对的，规范的制定总是落后于语言文字的实际使用情况，而且要强制性地让语言使用者这么说而不那么说、这么写而不那么写，事实上也做不到。你想要整齐划一，语言的实际不会整齐划一。词典的规范只能是指导性的，告诉使用者有这种说法写法，没有那种说法写法，或一般是这种说法写法，很少有那种说法写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声称要“严格”贯彻国家制定的规范标准，这类标准本身又有一些问题，实际结果无非是两个：要么做不到（回避问题或自相矛盾），要么违背事实削足适履。有人批评的“肖”、“荫”、“凹”、“胜”（shēng）等字的注音问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晁继周先生已有很充分的说明。
《现代汉语词典》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讲究规范性，讲究的是指导性的规范，这正体现了吕叔湘先生、丁声树先生这样的词典编撰大师的远见卓识，也是这部词典长久为读者所喜爱的重要原因，这样才使得一部注重实用而讲究规范的词典成为国家制订和修订有关语言政策法规的重要依据。
要“讲究”规范而不是简单地“突出”规范；突出规范是很容易的，讲究指导性规范才是很难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用“规范”冠名，突出规范的强制性，其实是一部“规定性”词典，这种编撰观念不说它是落后的陈旧的，至少也不是先进的。强制性规范可以说是特色，但是特色不等于优点。我总觉得这样的编撰观念跟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有联系，无庸讳言，我们现在实行的应试教育是有弊病的，需要改革，而这种教育制度倒是很需要一部说一不二的强制性规范词典，“一分定终生”，前些年不是发生过家长为一道语文试题的答案凭借词典打官司的事吗？我国目前大众的心理是词典的规范力度越大越好，强制性规范词典最好，但是给大众和读者以正确的、符合发展趋势的引导，难道不是语言学家和词典编撰者应尽的责任吗？至于出于其他目的来炒作“规范”或默认这种炒作，就是有背商业道德和学术道德了，倘若再想用行政手段来加以推介（恕我也用了个不太规范的词儿）或默许这种推介，那就真要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了。
为什么必须质疑《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规范〃二字？
厉 兵
我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汉字与汉语拼音研究室研究员。我从一开始就赞成江蓝生委员的政协提案。
对这次论争，社会与媒体上流行几个很有迷惑力的看法，我在这里就这些观点谈谈自己的想法。
看法之一：“两本辞书总比一本辞书好啊。”
这次围绕《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论争，不应仅仅着眼于一般的出版竞争问题。如果一定把问题放到这个层面上，那也是：我们要提倡正当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辞书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文化产品，不是流行服装，不是营养食品）。这里，并非《现代汉语词典》在维护自己在中型汉语言文字工具书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一山不容二虎”。如果真的能后来居上，编出一本高水准的辞书，无论是哪位主编，哪家出版社，都是对社会作出贡献。但王宁先生已经说了：那谈何容易！
看法之二：“编辞书，讲规范总比不讲规范好啊！”
就一般常识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倡导语言文字规范，本身是件好事；能够全面贯彻文改会、国家语委的规范，当然也是好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改会及后来的国家语委颁布的语言文字方面的规范文件，与辞书编纂密切相关的，主要有六个。如果说到贯彻规范，其实，目前被公认的权威的工具书，如《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新华词典》《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都作了积极的努力。即使这些工具书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它们都应被认为是规范的，是可以信赖的。就是说，《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主编自诩《现代汉语规范词典》是“我国第一部规范词典”是不顾事实、极不严肃的说法。
这里必须郑重说明一点的是：从实际的情况来说，文改会、国家语委的规范文件到底是不是完全正确的、无懈可击的，完全照搬文改会、国家语委的规范文件到底可行不可行？事实是：文改会和国家语委五十年代以来颁布的这些语言文字规范文件，总体上是好的，对社会规范语言文字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规范观的偏颇、工作环节的缺失、学术上的失查、修订的严重滞后，几乎每个规范文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失误和不足。另外，这些规范文件基本上都是以字表这样极为简单的形式面世的，并没有把汉字作为形音义的综合体明确地加以诠释，甚至不自觉地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人为地割裂开来。
这个问题，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由于往往把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学术界基本上是噤若寒蝉、讳莫如深的。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争鸣的气氛开始浓了，但学者们从维护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威望出发，在一般场合下，也不大愿意就这个问题展开来谈。
但是，对文改会和国家语委这些规范文件存在的许多问题，学术界是有共识的。就连“文革”后历届语委领导也都不否认这样的事实。
语言文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