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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在一篇十分简略的“自传”中，把他自三十年代以来的一生学术研究活动概括为三个方面：哲学理论问题的探索；中国哲学史研究；文化问题的讨论。应当看到，正是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他独到的功夫和突出的贡献。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对他的思想只能有粗陋的理解，难免要说些外行话，但读过他的著述之后，文字上一个总的印象，可以表述为两个字：平实。正如他的为人那样，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他的著作中没有任何华丽的词藻和惊人的用语，而能把许多哲学问题表述得很平实，这本是张先生的功夫所在，且寓深刻于平实之中，读后让人回味，有余音缭绕之感，又正是其著述的特色。那么，他留下的主要精神遗产是什么呢？
一、全面贯通论、史的巨著——《中国哲学大纲》。
张先生优于哲学禀赋，又素好攻读原典，因而在理论上成熟甚早，在大学毕业前后，便有多篇高质量的哲学论文发表。1936年，即二十七岁时，他便写成了五十万字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史。在现代中国学界，第一部中国哲学史著作，当推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它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胡适开始把西方哲学的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的系统研究，在对中国哲学史的史料整理、校勘、训诂和贯通方面都作了重要的启动。但他的这个大纲，只写了上卷，只写到先秦韩非，而且并没有揭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范畴系列。第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冯友兰于1931年和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从先秦到清代，其内容涵盖了整个中国两千多年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在治史上，鉴于以往“信古”和“疑古”的分歧与偏执，冯友兰采取了“释古”的态度，在写作体裁上，他兼取了西方多用的“叙述式”和中国传统常用的“选录式”，让原始的材料讲话和自己的独到分析相结合，并且把复杂的哲学问题讲解得清晰若水。冯先生所写的中国哲学史，一直成为国内外难以移易的基本教材。以上胡适、冯友兰二书，都是按一定的历史分期，以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先后为序，是一种典型的思想通史。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却是一本论、史贯通的著作，它不是以人物、思想的时间先后为序，而是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演变。从形式上看，它像是一部中国哲学概论或通论，因为它分为三部分：宇宙论（并不是Coemology的译名，而是关于宇宙的学说，又分本根论＇相当于Ontology＇和大化论＇相当于Coemolo…gy＇）；人生论；致知论。但在内容上又是中国哲学一系列基本范畴的演变史。比如“本根论”，“本根”一词取自《庄子》，指宇宙中之最究竟者，或“万物之本”，又称“一”或“元”。同时说明，从先秦老庄的“道”到宋代道学中的“道体”，都含有“本根”或今日所谓“本体”之意。接着就“本根的意谓”、“本根的特征”、“本根与事物之关系”等，历述从先秦到明清各家的说法。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或佛家学说，区分本体与现象，多以本体为真为实，现象为幻为虚，而中国哲学则视本根与事物为本末、源流、根支之不同，并非实幻之区别。又如“大化论”中之“两一”一章，把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的中国形态，从《老子》《易传》到清初王船山的论述，发掘了丰富的史料，理清了基本脉络。引证北宋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看来这是中国传统辩证法中的一个主导线索。揭示这个线索，对于总结当代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颇有意义的。在“释古”的基础上，张先生进一步要求“析古”。总之，如今翻开《中国哲学大纲》，看到张先生在不及“而立”之年，从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哲学中，透过纷繁复杂的史料，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对一系列基本范畴，作了准确而精辟的厘清，富于令人折服的逻辑力量，这不能不让我惊叹而惭愧。如今的青年学子如何努力达到张先生那样的学术功底和水平呢？
书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一样，往往是很不平坦也很不相同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自三十年代初问世以来，备受青睐，一直成为国内外研读中国哲学的基本教材。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写成后虽已由商务印书馆排版，却因战事关系而未能付印，曾于1943年在中国大学印为讲义，直到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半个多世纪来的实际影响显然远不及《中国哲学史》（包括冯友兰后来出版的《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我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哲学大纲》的影响还会逐渐扩大。其实这两部著作可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地发挥作用，都可以被视为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的最佳读物。
二、积极推动现代哲学和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论
由于各种历史的原因，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哲学舞台上，能够独自建立体系的哲学家，只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如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人们比较熟悉，也经常提及，他们确实具有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气势与能力。其实，张先生也是其中之一。不过，他比较后起，主要著作的问世更晚一些，加上某些特别坎坷的遭遇，因而不大为人们所熟知。他是在西学日益东渐、中西文化激烈撞击，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的形势下，开始自己的理论活动的，又深受其堂兄、著名学者张申府（又名崧年）的积极影响，因而具备综合的优势与爱好。一方面他精通中国哲学，对中国哲学史的丰富史料，可以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另一方面，他又熟悉西方哲学，称赞英国分析派哲学的概念明晰和论证严密；同时，在理论上他“赞同唯物论，深喜辩证法”，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主张把现代唯物论与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西方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的长处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新型的现代哲学。这便是他长期强调并始终坚持的“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中国哲学）、“西”（西方哲学）三者结合的综合创新论。他并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在上世纪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就作过颇有成效的尝试，撰写过具有体系规模的多部论稿：《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等，综合性地包含辩证法、认识论、伦理学和宇宙观、人生观。这种体系具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在综合性上，是独树一帜的。现代中国的几位独创体系的哲学家，在他们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时，都还没有自觉接受或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而在张先生的这个体系中，是自觉地吸取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内容的。其次，现当代中国的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往往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并不熟悉，或缺乏研究，容易陷于抽象或贫乏的境地。由于受苏联某些教科书体系的影响，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原理”所讲的认识论，多半是离开社会而讲的抽象的认识论，近些年来才有人提出“社会认识论”，而张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强调了认识的社会性和社会内容。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教材和研究中，缺乏人生论和价值论部分，直到八十年代以后，才逐步展开价值论问题的讨论，而张先生在四十年代就十分重视中国伦理思想的优秀传统，把人生论、价值论看作中国现代哲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正是一代宗师的高明和超越之处么？令人遗憾的是，张先生在四十年代写成的五部具有体系规模的论稿，迟至1988年才由山东齐鲁书社以《真与善的探索》为题刊布出来。
张先生最后二十多年的学术活动，又特别活跃于国内外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中，他一如既往地批驳了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儒学复兴论，而把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综合创新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发得光彩熠熠，引人入胜。显然，这是他留下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
三、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的精辟之论
在文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张先生深入地思索了民族精神的问题。自梁启超于1899年提出“中国魂”的概念以来，在整个二十世纪，关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称“民族魂”、“中国魂”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