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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里，他关于道德问题的解说，似乎更具启发性。在知识分子受批判的日子里，知识分子“虚伪”因而“不道德”的说法成了“真理”，直到今天，人们一说起知识分子，也还是要揭这块所谓的“伤疤”。那么，能否按照固有的认知，以为大众可以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呢？郑也夫先生的结论是不能。虽然“因大众长期不从事权势的运用，所以身上保持了更多的善良的本性”，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给予了知识分子以同情、帮助与安慰，但他们由于自身思想意识的局限，从根本上说，“教育不了知识分子”（第37～39页）。
另一篇重要的文章《知识分子与政治》，同样也是体验到了现实困惑后的反思之作。作者在文章里，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分成了五种，即“（1）官学一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道路，（2）学者知识分子的从政——为罗斯福设计新政的智囊团，（3）权力机构之外的改良家一英国费边社会主义者，（4）持不同政见者，（5）知识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第45页）尽管这样的划分，并没有依次递进的关系，但作者在分析的过程中，仍显出个人的偏好。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显然不是可以赞同的对象，因为他们在官学一体的架构中，根本无独立性可言；充任智囊的学者，因为官场有“双向改造”的功效，知识分子的理想可能因此而被消磨掉；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是特定社会、特殊时代的产物；作者所推崇的是费边社的模式，即在权力机构之外，通过民间组织和民间参与的方式，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既保持独立性，又能直接影响社会，这是作者眼中的知识分子最理想的状态。如果说，这些还没有展示出作者的体验和反思的话，下面他对知识分子革命家和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人的分析，一定是为了自我解困。郑先生指出：“知识分子革命家身上带有深刻的异化烙印。他们先是无法参与，而后是放弃了试图参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以及改良社会。他们转而把全副精力、智慧投入到推翻现执政＇政府？＇上面。这样，久而久之，他们在经验和能力上擅于破坏，拙于建设；在气质上倾向于理想、浪漫，缺乏现实感。”（第63页）
将体验确立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必需的前提，既是说，它可以成为通向知识分子研究的阶梯，也是为了表明一个观点，即知识分子研究的整个过程始终离不开研究主体的个人体验。知识分子研究也许只能是在体验中成长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永远没有终极的答案。但因为有了真切体验，每一代的知识分子及其研究者，才不会将自我的一点认识强加到前代人的身上，并诉诸以抽象的、毫不留情、势不两立式的道德意义上的批判。个人体验的重要，就在于它能够使研究者面对研究对象时真正地设身处地，真正地“具了解之同情”。任何抽去时空的道德批判和道德说教，都是没有意义的。
但体验并不是知识分子研究的全部或惟一。没有相应的理论支撑，体验的结果也只能限于一己的范围。郑也夫先生那些写于八十年代的文章所征引的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便很好地解说了一己的困惑，从而超越了一己的视野，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认识的一部分。
而更重要的是，理论的修养可以克服单纯体验所可能带来的认识上的偏颇和极端情绪化的倾向，使研究和认识更趋于合理。在许多文章里，郑也夫先生所依据的理论资源都是来源于西方，其中有知识分子研究的权威（如希尔斯），有科学社会学的代表（如默顿），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人（曼海姆）以及社会学方面的专家（科塞）等。这里和“食洋不化”没有关系，因为知识分子研究本身就是起源于西方的。这也决定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是输入学理后，结合现实情况对中国知识分子加以分析，另一方面则是规范，即通过研究来向中国所有的知识人展示，使之了解和明白作为一名知识人所应该和所可能确立的社会定位和社会责任。
在国内尚没有关于知识人的社会学的详尽调查时，利用国外的调查作为参照，也就是必然的。在发表于九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与批判精神》一文中，作者引用了西方社会调查的结论。按照英美学者的调查，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倾向，大多是偏左的。但这个结论与意识形态无关，只能从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上来理解。因为“对社会不满，站在社会舆论的对立面，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特征”。（第72页）当然，在同一篇文章里，作者所强调的“高度的专业化限制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眼界，使他们缺乏一种对社会总体的关注”，“专业化削弱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强度”（第72～73页），应该不错。但他利用的西方调查结果，得出的“激进”与“保守”的结论，却有些简单化。因为“激进”与“保守”从来都是相对的概念。就社会发展言，“保守”的科学家和应用性科学家可能并不一定比“激进”的人文社会科学家贡献小。这个问题需要放在具体时空中具体分析。以“中国经验”看，现代中国科学派的建设性就显然比激进派们强得多，而后者在政治上却比前者“激进”。
知识分子研究的难处是，它永远受到时空的限制。研究者寻求抽象、永恒、普适原理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可似乎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一种奢望。这种觉悟，也是导致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研究在追求上与八十年代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知识分子研究越来越个案化、具体化，思想性是通过研究具体语境中个体的生存方式和社会选择来展示，而不是像八十年代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是靠理论和呼号。这也多少抹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不用去怀疑，这种研究倾向可能造成“见木不见林”，因为它可能恰恰符合或接近于知识分子的生存本质和个人境遇。而作为不同国家知识分子的差异性，以及作为个体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也使笼统的归纳显得牵强。不过，这些仅仅是就学术的前沿的一些变化的迹象言。因为承续八十年代的激进方式的研究依然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它们更能引起一般人的关注。
现在有两个倾向，让人忧虑。一个是将知识分子的概念泛化，另一个是神化。如果前者使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在相互张望中莫名地损耗掉，后者则是在努力提升知识分子地位的同时，有意无意闯将知识分子举到半空中，成了高高在上，乃至不食人间烟火的一路。我们并不否认知识分子都是理想主义者，甚至认为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的重要标识之一，但理想主义是人想主义，而非“神”想主义。将知识分子神化，将道德的高标准全部附加到知识分子身上，并以此为衡量知识分子合格与否的指标，很可能会使大部分有希望成为知识分子的人望而却步，而另一部分被视作知识分子的人，在偶尔“超标”时，也会本能地自我掩饰，从而生出许多令人憎恶的虚伪。
郑也夫先生借用的希尔斯将知识分子视作掌握与运用“特殊语言”的人，显然是一种动态的定义，因为“特殊语言”在不同时代是会有所变化的（参见《知识分子的定义》）。从某种角度说，的确不失其合理性。但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同那种更为简单的界定，即知识分子拥有两个特征：一是学有专长，二是关心社会。因为无论是沙皇时代俄国知识分子，还是自“德雷福斯案件”后，西方知识分子的表现，都印证了知识分子这一社会角色必须首先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且要运用自己的专长去直接影响社会。这样定义看起来也许把“知识分子”限定得过于狭窄了。那些学有专长者随时都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力，他们算不算“知识分子”？我的意见是，也要看具体情况。只有当他们直接面对公众发言时，他们才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特征，否则就不能算知识分子。如此看来，所谓的知识分子，也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是，希尔斯的定义本身就是动态的，而我所认同的定义，则相对固定，“动态”一面，主要在于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倾向，因为理性和专业化增强，外在的热情自然会有所减弱。这也是颇受指责的一个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学科膨胀的时代，学科间横筑壁垒，也的确限制了知识人的思考范围。“思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