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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独自面对一个冷冰冰、永恒流动的社会，第二层次的学习已经无法满足个体生存并获得成功的需要。第三层次学习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让我们养成能够把个人零散的、看似支离破碎的生活经验迅速整合并形成自己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的行为模式，从而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付后现代社会的灵活性和不稳定性。第三层次学习使个人具有更高的适应能力，并迅速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技能的核心。
与第一层次学习到第二层次学习的缓慢转变不同，从第二层次学习到第三层次学习的转变或者说过渡很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学生对这一变化应该有着最深的体会，似乎昨天老师还在教育他们“学会如何学习”的重要性，今天他们就发现，专业与工作的脱离已经司空见惯；按照固有的归纳式思维得出的结论往往不能适应新的变化。他们能否获得成功，更多地取决于摆脱原有习惯的速度，而不是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艺的速度。灵机一动，迅速抓住机会是高度灵活和高度不稳定社会的要求。
中国高等教育的危机首先是所继承下来的机构以及教育理念的危机。如果说这套机构和理念曾经很好地服务于过去，那么，在应付后现代社会对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方面，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中国的教育界显然感觉到了某种危机的存在，也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如果不能从哲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清楚地把握学习本身的需求变化，恐怕很难对中国现行的教育体系进行有效的改革。而我们之所以从大学的危机切入这个问题的关键，正是因为大学处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制高点，着眼于它对整个教育结构具有的指导意义。
大学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对第二层次学习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层次学习的特点在于学习内容的预先设定和规划以及对学习成果的有效监督和检验。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和秩序化，大学的领导者能够比较容易地对社会的种种模式进行分析和把握，并创设相关的专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就是社会高端需求的映射。这一点不难理解，只要考察一下中国高校一窝蜂的开设英语专业、计算机专业、经济法专业等等所谓热门专业就明白了。另一方面，学生能够期望通过在大学里的学习了解社会、掌握进入社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最重要的是，获得对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进行理性控制的能力。然而在后现代化社会，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进行合乎标准、合乎习惯的控制，因此，第三层次学习的适应性价值越发重要。无可否认，对于任何一个个体，学习都是为生活所做的准备。从前，大学是能够满足个体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并进而满足个体学习者进入社会的需求的。但是事情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从前学习化学的大学毕业生可以合理地期待进入本专业领域的国有企业、公司或者与该领域相关的国家机关；而现在大学专业与所从事职业的脱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不仅仅要满足学习者第二层次学习的需求，更应当首先培养学习者与社会的灵活和不确定相抗衡的能力，培养个人在多元化环境中生存的能力，培养学习者为自己的选择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的勇气。
问题的关键是，上述第三层次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能不能在大学中完成。通过对大学教育的分析可以看出，大学教育本身是具有目的性和格式化特征的：所有的专业/课程设置、学生/教师的招收、成果的评估，等等，一切都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并符合特定的目标。而第三层次学习要求不受预先设计的目标和格式化过程的限制；要求在没有已知模式的情况下建立模式，而这个新的模式本身也要求是开放性的。这是与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特征相悖逆的。中国的大学在提高教育的实用性方面做了一定的探索，如提供尽可能涵盖多学科的选修课程，提供第二学位的学习机会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也许也更成功一些。众多的专业招生不再单纯着眼于学习能力的培养，而着眼于个人品质，如领导力、亲和力、克服困难的毅力等；许多专业如法学的课程设置也开始着意培养学习者的逆向思维能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但是大学的这些做法仍然只能限于提高课程的设计水平和指导者的控制能力，使全部课程在内容上更“科学”。这种“科学”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是不是能够满足学习者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在何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这些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二、中国高校面临的现实危机
如果说大学制度化了的教育过程与第三层次学习的矛盾属于教育哲学这一深层次的危机，那么知识与道德的权威性降低、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和大学教育相对廉价优势的丧失则是大学在第三层次学习的需求面前进退失据的外在表现，这一点在中国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其产生之后的八九百年间，一直是产生促进社会进步和统一性所需要的各种价值的中心，也是培养高等社会技能的唯一的恒久基地。而在后现代社会，支撑大学权威性的基础正在消失。
所有权威性的降低都有共同的标志：权力的丧失。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在人类教育史上是普遍存在的。中国是最早把知识与社会地位、权力直接挂钩的国家之一，在欧洲仍然把权力与血统、出身和战功绑在一起的时候，中国早已经通过私塾、乡学、县学、国子监和科举考试建立了自己完整而成熟的知识官僚培育体系。然而知识大爆炸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是欧洲的启蒙时代的到来引发了人类知识的急剧增加。从大学产生之日起，就一步一步巩固着自己作为人类新知识的中心的地位，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与第二层次学习相适应，个体学习者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各种权威以及这些权威所安排的几乎一切秩序。大学，不仅是知识的发源地和中心，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秩序的堡垒。
然而，互联网动摇了大学作为知识中心的地位。不可否认，是互联网的发展暴露了大学对知识源泉的集体控制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之前，大学控制了几乎全部通往知识源泉的通道。大学的指导者与权力联姻，他们垄断性地决定着专业技巧和知识的标准以及传授方式、速率。现在，这种权力开始从大学里动摇。如果互联网有一天发展到任何人都可以同样接触到知识和技能的最前沿，大学在知识和技能传承上的垄断地位或许将不能再继续维持。
同时，大学作为知识与道德象征的形象正在崩溃。大众媒体将这块最不易沾上恶名的圣地的致命缺陷展示在世人面前，而学阀、师德败坏和学生的“堕落”令人们不再以崇敬的目光看待大学里的人，大学的危机不是就隐现在其中吗？
另一方面，大学教育普遍实用性的降低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课程无法满足第三层次学习这一缺陷，使大学无力应对现实的变化。技术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导致任何知识和技能的实用期限大大缩短。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知识和技能失去其有用性的时间比通过大学学习获得它们的时间还要短。计算机系的学生发现，大学一年级所学习的知识和技能转年就已经落伍。在几乎每一所大学的
每一间宿舍里，学生们都在抱怨着课程设置的不合理和学制的漫长：从事那些灵活多变、越来越细化的职业所需要的技能基本上不需要长时间的系统学习，往往为时不长的培训就能够提供这些技能。
在这种情况下，由专业培训机构提供的针对具体工作需要的短期专业培训比起成熟的大学教育更具有吸引力，在规避机会风险和提高投入产出比方面也更为明智。既然大学已经不能保证它的求学者将会获得一种终身职业，更不要说终身保有这份职业，职业培训的责任也就很自然的从大学中剥离。这反映在大学生中越来越普遍的逃课现象以及他们对各种职业培训和认证的青睐。在第一层次学习和第二层次学习阶段，或者说在后现代化社会之前，工作的种类、回报与学习和掌握相应知识、技能之间保持了稳定的正比关系。社会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经济收入通常随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时间增加而同方向变化。而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灵活和不稳定的就业市场上，这种传统平衡正在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