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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名计划时，这就已经是他的激进的思想。一切公民都应该“［接受］福利金，直至能够维持生存为止，而且是作为权利，不必接受需求审查，以至于个人能够在此基础上自力更生地从事建设”。贝弗里奇十分强调这种福利金的另一方面，即保险的方法（“福利金作为缴纳费用的回支，而不是由国家免费支付，这就是人们在大不列颠想要的东西”），但是，他清楚地看到普遍性原则（以及交费和福利金的非比例性原则）对于维系和团结社会的力量。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强调这条原则。惟有它能引导我们摆脱形形色色的令人沮丧的问题（“他们理应得到帮助吗？”），摆脱耗费财物的机制（“福利官僚体制”）和摆脱管束人的企图。社会国家是指一个文明化了的社会的一切公民应有必要的最低机会，不得再少了，但是也不能更多些。它并不取代作为旨在以帮助促进自助的公民社会，它也不否定人们有权自为地走一些既不受国家监督也不受要求平等待遇者嫉妒的、自己的道路。有保障的基本收入至少为这种初步设想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
自由党人议程的第三组问题初听起来虚无飘渺，模糊不清；我曾经谈到过机构建设任务问题。事实上，这个任务深深地打动着自由党人的心灵，牵涉到他们对待法治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态度。有一种诸如“温和的”或者“软弱的”自由主义；前面偶尔也谈到过它。这些形容词说明了一种政治态度，它愿意把各种原则相对化，直至它的原则性特点完全模糊不清。“温和的”自由党人总是还能找到一种开脱罪责的理由，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原则上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人们却听任其发生。这部分地干脆是一种思想态度，或者哪怕仅仅是一种思维和讲话的方式，这种态度或方式在一些人当中很容易形成，他们维护一种文明化的讨论，因此并不期望其他人违背暗含的行为举止惯例。“温和的”人很好，“强硬的”人不好。不过这里，我部分考虑的是一种对待那些与失范的“无法律的空间”息息相关的准则的明确态度。刑法的改革为警察、法院和监狱的人道化作出了贡献。然而，它在有些地方超出了自己的目标，它把一切违背规范的行为都归咎于“社会”，社会成为无名的责任者，直至最后不再是由罪犯承担罪责，而是由受害牺牲者承担罪责。有些“无法律的空间”，如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或者有罪释放，是某些改革的后果，改革的意图是让法律人道化，但是，它们最终却导致了机构的瓦解。凡是在行为规则被大肆淡化、使得不可能强制遵守规范的地方，处处都发生类似的情况。对于某些人来说，“自由党人的”这个词，从根本上讲已经变成了一种对待规则和规范采取懈怠态度的同义词。
在自由的名义下，不可能有比这更大的错误了。一方面是机构的松懈，根本运转不了。谁要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或者应该生活在一个和睦的、田园牧歌式的世界里，犹如卢梭的爱弥尔，在他的词汇里，“甚至连‘听从’和‘命令’这些词都被排除，不如说，还只剩下‘义务’和‘责任’这类词”，那么，他也许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正处在霍布斯所描写的凶恶残忍的世界里，那里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生活在“经常不断的恐惧”之中，不言而喻，那里也“没有社会”。如果我们不是坚持要设置机构和制度，那么，我们将很难找到其他的稳定的渊源。进而言之，机构和制度设置是扩大所有人的生存机会的惟一的工具。人们也许可能想像一个工业社会之前的安乐园，在那里，少数几个人可以悠然自得地享受着过于富足的供给，尽管甚至连17世纪和18世纪的伟大的政治理论家对于这种情况还指出，倘若没有财产制度，因而没有资产阶级国家（平民政府）的制度，也许少数人的财富将不会持久。肯定无疑，应得权利的文明化力量，要求我们既要承认规范和制裁，也要承认创立和维护准则和制裁的行政机关。
这样一种主张建立机构的制度自由主义有着种种实际的后果。它们一方面在于在这些考虑里所暗示的态度。与各种机构和制度打交道中的轻率态度是有代价的；这就是自由的代价。然而，“懈怠的”或者“温和的”态度并非是轻率的惟一的形式。也有这样一种危险，即对一切事情和每一件事情，都以呼唤采取新的规范来反应，也就是过分规范化的危险。各种官僚体制的现代社会，不仅在社会立法领域里过分规范化。法律太多。要复述这个陈腐的道理，老生常谈，人们实在有些犹豫不决，因为太多的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的胜利，仅仅是为了在两年之后能骄傲地向他们的选民报告，在他们的参与下通过了多少项新的法律；然而，警惕规范泛滥仍然是重要的。除了减少经济管制的政策外，提出一项减少法律规定的具体纲领，是值得自由党人洒下汗水的。
这背后蕴藏着进行最优规范的思想。人们肯定不能一劳永逸地确立最优规范；然而，人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个案赖以衡量的原则。今天人们乐于称之为“辩论”的东西的良好意义就在于此：必须说明制订必不可少的规则的各种理由。人们必须从它们的目标和意图来重建各种机构和制度。法律又必须与法律的精神相结合。近来，首先是那些政治经济学家为对这种辩论作出了贡献，他们认识到，“实际上，关键在于机构和制度”，因此，他们试图“帮助作为最后监督其自己的社会制度的公民的个人，持久地寻找那些能最好地服务于其目的的政治游戏规则，不管这些目的是什么”。
如果供给派经济学家要处理应得权利问题，那么，他们最好是洗耳恭听。经济学家这样做并非总是轻而易举的。首先，他们——例如哈耶克，不过也包括布坎南——倾向于在寻找仿佛永恒的游戏规则，而机构和制度的最佳状态本身却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提及这个题目时，我已经强调过，根据我的理解，社会契约本身是一个历史的题目。在发达的社会里，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它的内容不是1925年凯恩斯所理解的同一个内容，更不用说是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他的《论文》时的同一个内容了。
然而，新的社会契约的核心是什么呢？今天，机构和制度建设意味着什么？回答是简单的，至少在理论上是简单的。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识别和确认规则和规范的基本组成部分，基本组成部分应该不受一般政治风云变换的摆布。“‘游戏规则”这个词对于这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几乎太过于小巧玲珑了。为一切人实现了的公民身份地位就属于此。保证毫无暴力的更迭的政治制度的规则也属于此。更为困难的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基本规则也属于此，即诸如建立一家银行，它可以不受政府日常政治利益的影响，决定货币的数量和价格，或者保障各种组织拥有至少有限的自治，这些组织虽然需要国家的资金，但是，并非真正的国家机构。有关中央银行独立性或者大学自治的，公众辩论的重要意义就在这里。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发展公民社会的总框架。公民社会是自由人的生存世界。对各种机构和制度的尊重以及说明它们的最佳数量和质量，终究仅仅是人在群体里和社团里、在企业里和各种组织里的独立活动的前提条件。在它们当中，有些具有特殊的级别，因为它们是促成根系连结的。这可能是一些教会，但也可能是一些协会，甚至可能是一些企业；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谈论某些特定的社团的原则性优先。然而，如果自由的宪法应该是货真价实的，在机构和制度的总框架里，各种结社必然会欣欣向荣，这肯定总是如此。因此，机构和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为结社的产生创造空间。简明的宪法享有公民对它的尊重，它使公民社会的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成为可能。
3．一次向年轻人演讲的提纲
公民社会的题目突破一切界线。它是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犹如生活现实本身。因此，我们在这里肯定无法彻底挖掘这个题目。然而，它却引起我们试图至少暂时中断对宪法和机构和制度的抽象的讨论。如果现实的人正好不是积极分子，那么，他们在现实的生活情势里，终究不是按照政治议程安排生活，尤其不是按照自由政治的议程安排生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