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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提到了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假定出一些分析性概念。它们并没有用来以理论的探照灯去照亮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和种种要素；毋宁说，它们与现实相互混淆，本末倒置了。实际上，当然从来未曾有过诸如资本主义这类东西，而是总是仅有一些经济和社会，它们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可以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特征。历史主义的贫困在于，它使它的追随者们变为瞎子，从而对现实世界缺少想像力。在理论上，历史主义导致没完没了地替各种本能使自己保持浮在水面上而不沉沦的解释寻找救生圈。马克思主义者试图解决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消失问题，他们为此绞尽脑汁，搞得头痛万分。实际上，历史主义导致僵化，把决裂和革命作为“现实变革”的据说是惟一的方法，同时，不仅是在一般人的生活现实里的经常性的变化，而且整个社会的较为悄悄发生的结构的变化，它都没有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太漂亮了，不能应用；它是一种思维模式，与历史的经验很少有瓜葛。
这位作者从哪儿得出他的理论？部分当然是从他的祖师爷黑格尔那里获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1848年之前的进步岁月里也好，在此之后的反动年代里也好，其阴影都笼罩着德国人的思维。黑格尔成为教条主义思维的心胸偏狭的典范，但是，那些企图把他从头到脚颠倒过来的人，也没有摆脱他的金箍咒。马克思至少也部分处于间接经验的影响下。他生于1818年，成长于动荡不安的时代。远处传来的法国革命的隆隆雷声尚未销声匿迹。当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时，他很快就发现了18世纪的另一个戏剧性的变革，即工业革命。人们几乎可以看出，这两个事件如何开始在他的头脑里叠加在一起。在巴黎，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在第三等级要求在等级议会有更为适当的代表背后，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搞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新的生产方法帮助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动力取得突破。面对一种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契约形式、商品和劳动交换的新的需求，面对一个新的举足轻重的阶层，封建纽带的束缚，当然也包括行会和社团规则的束缚，以及重商主义传统的束缚，都破裂了。于是不管人们是否想谈论革命，一种演变理论的两种要素都聚合在这里。
很久以来，“革命”这个词早就被用于戏剧性演变的两种十分迥异的形式。第一种叫做深入的变迁，即一个社会的核心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当然需要时间；另一种形式是迅速的演变，尤其是在数日或数周之内，通过显而易见的、经常是暴力的行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人物们的循环替换。第一种形式可以称为社会的革命，第二种形式可以称为政治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工业革命是社会性的，法国的革命则是政治性的。但是，二者并非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个地点发生。显然，工业革命在英国和其他地方也带来政治的演变。其中包括新的生产形式的代表要求不再被排除在法律的制订和立法的过程之外，这一过程要确立对所有的人都有约束力的准则。相应地，法国革命的某些题目也是社会和经济性质的。其中包括为公共开支筹措资金，筹措资金又提出国王的作用问题（关系到国王的财政预算）以及教会和贵族的作用问题。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能排除戏剧性的变化。然而，英国的工业革命是在1688年政治革命之后很久才发生的，而法国的政治革命却没有在任何意义上解放强大的经济的力量。相反，它在长达数十年之久阻止了法国经济发展的现代进程。
市民，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是资产阶级？难道它不是在这两次革命背后的推动力吗？也就是说，难道没有一个阶级，同时代表新的生产力和要求政治的权力吗？让我们在这一点上首先撇开下述的事实不讲：18世纪自我觉醒的资产阶级很难描绘为一个像后来的无产阶级那样的被压迫阶级，因此，市民或者资产阶级的社会形象是值得注意的，而且也恰恰从现代的两面性角度来看值得注意。
为了充分利用技术和劳动分工的新的可能性，从前的企业家需要一种基本上有别于一切传统的依附的劳动关系的形式。他们需要在各方之间的合同基础之上的雇佣劳动，各方至少在形式上被视为是平等的。就此而言，新的劳动合同是以人人都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为前提的。同时，这些企业家及其附和者还要求自己能在阳光之下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得通俗些，要求社会的承认和政治的参与。他们既不再让人幽禁在他们的“城堡”里了，即不再让人幽禁在封建依附关系的汪洋大海的那个自由的岛屿上，而且对第三等级的地位再也不感到满意了。因此，从前的市民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就积聚到一项要求上：他们要成为城邦的公民（citoyens），成为公民（citizens），即成为拥有这个地位所对应的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公民。
从一种与这种分析保持相当距离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工业革命也好，法国革命也好，都可以称之为资产阶级的革命。18世纪的后果累累的变化具有两面性，它们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这种两面性也是公民——即资产阶级－城邦公民——的新的社会形象的两面性。这种分析的距离太大了，不能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倘若人们更详细地了解在英国和法国发生的事件，那么，推动力量的两面性证明并非是一种惟一形象的两面性，而是两种形象的两面性。英国的有发明精神的企业家和法国的第三等级从而不是同一类社会群体。不能说是两面神，而是充其量只能说是孪生子女，而且是双卵双胞胎。
显然，对于马克思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未来的一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革命，犹如过去的变革一样。在他的预言中，他的理论的错误变得最为明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斗士。这作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某些特定时期的（少数）几个国家的令人信服的描绘，人们可能会接受。组织起来的工人向权势者要求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贡献。马克思本来是不会应用这么简单的语言的，但是，这种论点对他的理论并不是完全陌生的。随着他提出下一步的论据，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按照他的论据，工会和社会主义的各种政党以新的生产力的名义提出它们的要求。依我之见，这是毫无意义的空洞说词。它一直就是毫无意义、内容空洞的，尽管马克思和马克思的弟子们做了无数的尝试，企图以“联合的生产者”、“公有财产”或者甚至还用“没有统治的交际”等概念来描绘这些新的生产力（逐渐绝望地寻找新的生产力本身就已经露出马脚）。社会中存在着一些政治的力量，而且也存在着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些结构性变化。无疑，两者之间存在着关系。但是，这些关系的存在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们因时因地而变化，只有在极罕见的时刻，它们才会导致马克思所普遍要求的完全一致。某些人醉眼朦胧，因此他们感到同一个事物同时呈现两种影像；马克思患了与此相反的弱视症。他戴着黑格尔眼镜，这就使得他把两个不同的东西看做为一个模模糊糊的东西。现实停滞不前，不能继续发展了。
2．应得权利和供给
比喻的语言总也是糟糕的，现在是不再用形象和暗喻来刻画现代的两种形态的时候了。最迟从18世纪以来，这两种形态决定着现代的道路。有一段故事对此可能会有所帮助：1986年3月我访问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政权正处于巅峰状态。作为访问者，人们可以很快发现，超级市场的货架上只有很少东西可供购买，供应的生活用品和服装给人留下的印象尤其说异常深刻，毋宁说是悲惨的。在同外贸部长阿莱杭德罗·马蒂内斯（AlejandroMartinez）谈话时，我谈到所看到的印象，这招惹了强硬的回答：“您似乎是在批评我们商店的货架上没有多少东西可买。这可能是对的，不过，请让我告诉您一些情况。在革命前，我们的超级市场货物十分充足。凡是在迈阿密有的一切东西，在马那瓜的货架上都能找到。但是大多数人买不起这些东西。人们把鼻子都贴扁在橱窗玻璃上，想看看那五光十色的东西，但是，没有任何东西是为他们准备的。我们把这种情况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