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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阿隆比家父年轻4岁。他出生于一个不同的国家，一个不同的阶级和一个不同的“种族”（借用容易引起误解的当时的语言）。虽然只有30年代的环境才使他意识到这样的事实：他不仅仅是法国人，而且也是犹太人。他与让·保尔·萨特、保尔·尼赞和其他的人一起上过师范学校。不管怎么说，阿隆一生成功地抗拒了极权主义的诱惑。1924年他19岁时，短时间加入了社会党。这是他惟一的一次参加一个政党。在随后的6年里，他上完大学的各个阶段和服兵役。阿隆相信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和解，因此，他作为教授法国文化的讲师1930年先到科隆，一年之后去柏林。就在那个时候，他找到第二个职业，成为新闻记者；他开始撰写比如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反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章。1933年5月10日，他与托马斯·曼的儿子戈洛一起，亲眼目睹了纳粹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焚书情景。“火焰是权力野蛮的象征。”那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他写了《马克斯·韦伯和德国的社会学》这本很有影响的小书，它表明阿隆是很多想追随马克斯·韦伯的人当中的第一位，然而，韦伯的理论和实践的爆炸性混合体对他和他的接班人们并不特别合适。战争开始之后不久，阿隆逃往英国。有一段时间，他是《自由法兰西报》（LaFrance Libre）的出版人。然而，他从来未能与戴高乐将军和睦相处，戴高乐成为法国战后政治的统治人物。阿隆自己的政治生涯仅仅限于在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私人官哪里的几个月，也许原因就在这里；马尔罗是1945／1946年戴高乐政府的情报部长。在这之后，阿隆也返回到在科学研究和政论之间的生活。
阿隆经历了本世纪的两个30年时期，并且为同时代人描绘了这两个时期。他追随他所崇敬的老师哈列维（Hal6vy），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暴政的时代，同时，他强调极权主义的纽带使得在希特勒…斯大林的盟约里“两个革命凑在一起”。然而，这仅仅是他的硕果累累的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一个主题。他的传记作者也许有点勉强地把他的一生区分为“历史里的哲学家”阿隆（1905－1955年）和“社会里的社会学家”阿隆（1955－1983年）。肯定无疑，阿隆的前40年像很多他的同时代人的40年那样，被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而且，后来他始终不渝地对发生在他周遭的事件进行过深思。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才集中精力研究社会，把社会作为进程，这种进程允许理性的理解，因此，社会也作为理性的进程。很典型的是，从这时候开始，他的生活就变成为他的著述和讲学的历史，而不再是为同时代的事件所索累的历史（而惟一的一次例外是1968年，他当时没有思想准备）。在1955／1956年他的巴黎大学讲座三部曲里，他赋予“工业社会”概念以一种新的、显著的意义。《关于工业社会的十八篇讲稿》十分深刻地反映着时代的气氛。它们讲述着由于经济扩张而不断增长的供给的历史，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扩张是时代的主导特征。
诚然，增长并非是什么新鲜的经历。现代精神的历史从根本上讲是供给不断增长的历史。早在16世纪初期，埃拉斯姆斯就写道：“今天，占有欲如此上升，使得在大自然的王国里，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来榨取利润了，不管它们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东西。”发现的时代也是扩大商业贸易的时代。不仅大量可支配的金银，而且期待的贸易发展，导致了银行业的早期蓬勃发展。莱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成为几世纪发明和革新的先驱者。新的企业形式建立了，据此，很多人都能拥有财产股份，全体股东都负有有限责任。农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然而，这一切仍然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仅仅是18世纪的真正戏剧开始的前奏。人们可以说，工业革命表明一个民主增长阶段的开始。因此，这次革命是供给和应得权利的冲突和结构的一个范例。一般情况下，现代历史仅仅作为供给历史来叙述。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汇集了自1700年以来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的整个指数，尽管他搜集的数据中不可靠的数据可能要多于体现整个指数的准确性所需要的数目。但是，他的工作所提供的画面是十分明确的，以至于其结论是无可怀疑的。自从1720年以来，贸易增加了500倍，至于生产方面，罗斯托谈到一种“难以想像的数字”：从1820年至1971年的一个半世纪里，“种种迹象表明，世界工业生产产量增加了1730倍”。尽管罗斯托试图压低这个数字，他指出，这个数字意味着年增长率“仅仅”2．84％，不过，产量增加倍数仍然是很可观的。
然而，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即“较新近的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20年里”的发展相比，甚至这个数字也是低的。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范围内，没有任何一项福利指数不显示在1945年以后有明显上升的。在20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中叶之间，很多发达国家的社会生产总值增长了3倍或4倍。实际收入增长还要高。事实上，这是增长似乎能回答一切问题的时代。增长不仅是一种普遍的信条，而且也是一种扎根于个人和机构的思想的出发点。凡是什么地方有差错，或者需要做点儿什么，第一个回答总是生产得“更多一些”，而不是干点“别的”。
同时，在此人们总是设想，生产得“更多一些”至少在原则上是为所有人生产得“更多一些”。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是第一个研究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的规律性的人：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里的不平等起初在拉大，随后出现拉平的效果，后来事情的发展就颠倒了过来。人们谈到一种U字形的关系，即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平等的指数首先下降，然后到达谷底，在后来的阶段里又上升。彼得·贝格尔（Peter Berger）根据可比较数据，重新审查这个理论，而且基本上证实它是正确的：“只要技术现代化和经济增长长期持续着，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首先是垂直上升，不过随后就迅速拉平，并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上。”贝格尔认为，发生这种过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在于技术和人口，而不是社会和政治原因，虽然在增长和不平等的三个阶段中的第二阶段里，政治干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强化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过程。
这当然是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论点，它们与收入的可计量的不平等有关系，而与应得权利的门槛没有什么关系。也可以这样来讲同样的历史，U字形的发展，看起来毋宁说更像一个Z字形的发展。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前提是基本公民权利的存在。公民身份地位的力量必须发挥作用，以使资本主义能够繁荣昌盛，哪怕仅仅因为现代的劳动契约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假设为前提的。也就是说，Z字底下一笔表明人人共有的经济参与水平，因而也表明了同各种等级特权制度的基本区别。
然而，公民权利的发展能够伴随以极大的不平等，在历史上，实际情况也如此。第一，权利本身是不完善的；很长时间，公民的平等仍旧是一种虚构。第二，那些被吸纳到工业增长的新的进程中的人，要么是事业有成，并因此达到相当的富裕，要么他们处于已经不再存在的过去和尚未存在的未来之间的真空地带，正如今天在第三世界大城市边缘的贫民窟和铁皮小屋里，这仍然引人瞩目。在今天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国里，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是，公民身份地位的病毒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蔓延。公民权利的这种扩大是前几章的主题。第二个进程在于供给的增长。因此，在越来越开放的社会里，有着越来越多的东西可供分配。这是Z字斜向上的那一笔所指的进程。
彼得·贝格尔通过技术和人口原因来解释这个拉平不平等差距的进程，首先意味着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劳动同时变得更加短缺和更加要求有熟练技术了。这是一些重要的进程，虽然在这些进程里贝格尔所称的“政治干预”的作用太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这篇随感的一个中心论题：这里并不假定在应得权利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因果的必然的相互关系，或者存在着替换（trade of）的关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