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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失望的是,虽然有了这枚秘密武器,可我最终还是没有考上电影学院——我连“一试”也没有通过,就被刷了下来!可是,我并没死心,因为我热爱演艺事业。
我搬出在电影学院附近租的房,取出存折中剩下的最后2000块钱,住到了位于北太平庄的一处地下室。这里聚集着一帮像我一样热爱演艺事业的外省青年,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暂时放弃报考电影学院的梦想,像这帮历经苦难痴心不改的青年男女一样,从群众演员做起。
我从与我合租的一个“哥们儿”谢云那儿得知,做群众演员的第一步,是找一家影视培训公司报名,把自己的档案——包括身高、体重、特长、性格及照片等资料留下。报名之后,影视培训公司一般会抽出时间让报名者集中培训,讲解一些基本的表演方法及拍摄影视剧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谢云很热心,见我想到影视培训公司“进修”,还告诉我,经过一定的培训之后,你还不一定能立刻当上群众演员。因为这类公司一般自己没有影视剧拍摄,它们只是一些“中介”公司,负责为群众演员和摄制组之间牵线搭桥。也就是说,当有剧组在北京或周围拍摄且需要群众演员时,他们首先会找到影视培训公司,让影视培训公司推荐。这时候,影视培训公司就把符合要求的群众演员的基本资料拿给摄制组的相关人员,再把最后决定的人选告诉被选上的人,并通知他们什么时候到什么地点拍戏。一般来说,一些有唱歌、跳舞特长,或者长得比较有个性的人相对来说机会会多一些。
谢云是四川来的,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只要他开口说话,就会让我想起陈毅元帅,感觉很是亲切。他虽然年纪只有二十来岁,却是位有着五六年“北漂”经历的老群众演员了,我是从电线杆上看到他的“合租启示”(他把“启事”两个字写成了“启示”,足见他没读过多少书,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后,打了他的手机,按照他给我提供的路线,找到他住的地下室。聊了几句觉得蛮投缘,很快就与他签下了所谓的合租协议,放下行李,打了个地铺,就算正式有了个窝。可是我们合租没多久,谢云就搬了出去,因为有一位熟悉的导演带他到云南拍戏去了,据说他在剧中是个男配角。
临走前,他反复告诉我,做演员要沉得住气,必要时候,他会帮我向导演推荐。
也许是苍天有眼,不久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家影视公司培训部在招聘签约演员,并一再声称公司保证能有角色,而且负责签约演员的包装。当时像我这样想成“星”成“腕”的众多青年男女,都以为这是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纷纷赶去应聘。主考官十分认真地面试一番后,顺手取一份协议让我签。协议规定,应聘者成为公司签约演员后,必须向公司交纳900元的风险抵押金,不经过公司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出镜,否则风险抵押金全部扣除,并被公司除名。我当时不知这是陷阱,于是就糊里糊涂地跟对方签了约。
签约之后我问负责人,什么时候有角色,对方打量了我一眼说:“你把个人资料留下,回头我们再联系。”我连忙留下招待所的电话。回去的路上美滋滋地想:从今以后,我就成了影视演员了,说不准哪一天也能做个大明星呢!回到招待所,我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等消息,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小跑,怕万一公司打电话找不到我。一晃10天过去了仍没动静,我再也等不下去了,赶忙去找那家影视公司培训部的老板。看到我,他起初一愣,随即笑了:“不急,暂时还没角色,你慢慢等吧!”
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就去各个影视公司找戏,因为我身上只剩下50元钱了,那天晚上我向房东求情,我说家里的汇款未到,先欠两天的房费,两天后的晚上当我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住处时我的背包已被服务员包好,房东老板过来问:“你现在有没有钱?”我摇了摇头,房东老板说你现在就走吧,两天的房费我也不要了。那时已是晚上10点钟了,我一个人扛着我的背包,因为脚疼,我不得不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着拖鞋,这样一拐一拐地离开了那家地下招待所。
斗转星移,前方的路依然凄迷(2)
正当我凄凉地走在北京街头时,后面有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边跑边说:“快一点,差一会儿地铁就没了。”我也加快脚步挤上地铁,在火车站下车后我找到了一处人比较多的地方坐了下来,9月的夜晚已经凉透,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花3元钱进了一个夜市录像厅,趴在座位上就睡着了。凌晨4∶00录像厅就散场了,我被从录像厅里轰了出来,这时正是一天中最冷最黑暗的时候,我背着背包走啊走啊,我终于明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家那句歌词的含义。但我是坚强的,既然到了北京就一定要闯出一条路来,我的勇气忽然又来了,黎明
前的那勇气让我感觉到我确实已经长大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原来这老板是利用朋友关系,每年交几万元钱挂靠到一家影视公司旗下,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公司“培训部”。每年都有五六百名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成为他榨取财富的“猎物”。每次召集到一批“签约演员”后,老板只是象征性地花几个小钱,请几名老掉牙的演员给“签约演员”上几节课,就算培训了;然后再找个摄影师,让这些年轻人自己掏钱,给他们拍几卷艺术照,就声称这是公司的“包装”。至于“角色”,老板虽信誓旦旦地承诺“绝对会有”,但具体何时兑现,鬼才知道。
我实在走投无路了,于是就给去南方拍戏的谢云打电话,希望他帮我一把。谢云果然很讲义气,第二天就让北京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500块钱,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最终在离北影厂很远的一个小巷里租到了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平房,每月300元房租。说是平房,其实是一个用石棉板把四周挡起来的小棚子,没有暖气,没有桌椅板凳,仅有一张窄窄的小床,并且屋角还有一个水池子,里面的潮湿便可想而知了。一到冬天,小屋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晚上睡觉时,像躺在冰窖里。我冷得实在受不了,便爬起来跳跃,直跳得身上冒汗,再爬上床去睡,就这样,一夜要反复折腾好几次。
光花不挣的日子让人恐怖,为了减少消耗,我尽量多在床上躺着,这样可以少吃些,北京的东西太贵,动辄100元就花没了。穷困潦倒的现状,没有希望的生活,使我对前途产生怀疑甚至绝望。但我又无法这样撤回老家,就如同留学生不肯轻易回国那样。在星、腕儿云集的京城,与年轻貌美的女演员相比,男演员出人头地的机会更难。在男导演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影视界,我无法依靠“特殊关系”走捷径。有一位知根知底的交心朋友劝我利用另一个天然资源,找个女大款。坦率地说,不用别人提醒我就动过心,有了钱,就可以自己主演,就可以在媒体上自吹自擂,就可能一举成名。
但是,成名之后呢?我清楚演艺圈哪个男演员是靠吃软饭脱颖而出的,也知道哪个女演员是通过与导演上床而一夜成名的。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真的变成影帝时,嫉妒我的人指指点点,媒体越来越放肆,保不准哪一天就上了娱乐报的头版头条。为了日后堂堂正正地生活,我还是咬牙放弃了非分的想法。
后来,在谢云的帮助下,我当上了群众演员。
说是当群众演员,也并不是你在那边站站、走走、吆喝吆喝就行的,也需要有“演技”。导演们对群众演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苛刻的,比对明星们要苛刻多了。因为导演不敢得罪明星,只好对无足轻重的群众摆架子发威了。弄得不好,很多人会被导演或者执行导演、场务什么的骂得狗血喷头!
一个好的群众演员,必须脑子转得快,要在短时间内能够马上领会导演的意图。可是像这样的群众演员并不多,有的人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天生就较笨,有时一个表情、一句台词,弄得半天都做不好、说不好。这样一来导演就不耐烦了:“你这猪!”“你爸妈怎么生你的!”然后那些人就很紧张,越是紧张,动作表情就越是僵硬,就越是难以达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遍重拍。
在导演看来,每个镜头都要尽善尽美,所以只要有一个群众演员做错了动作,说错了台词,跑快了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