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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不再坚持这种同一性时，只有当他们离任时，他们才开始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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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言论领域的封闭
在目前的历史情况下，一切政治作品只能证实着一个警察世界，犹如一切思想作品，只能产生不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庇护文学一样。
罗兰。巴特斯
幸福意识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现存制度提供着商品。这种幸福意识反映着新的顺从主义，这种顺从主义是转化为社会行为的技术合理性之一面。它之所以是新的，乃因为它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是合理的。它维持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减少了——而且在其最发达的地区已经排除了——以前阶段的较原始的不合理性，因而比以前更有规则地延续和改善生活。毁灭性的战争未曾发生；纳粹灭绝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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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营已被清除。幸福意识拒斥这类东西。严刑，只是在文明世界的边缘上发生的殖民战争中，才被当作正常事物起用。
在因为战争而问心无愧地实行严刑的地方，仍然有战争。但这种战争也是在边缘地带发生的，它只蹂躏“不发达的”国家。其它国家则是和平统治。
这个社会的效率和生产力，每天都在为它达到的对人的统治权进行开脱。如果这个社会能同化它接触的一切，如果它能吸收对立面，如果它即使有矛盾也能运转自如，那么它便证明了它有文化上的优势。同样，资源的破坏和浪费的激增，证明着它的富裕和“福利高水平”
；“共同体太富裕了，所以无忧无虑！”
①
全面管理的语言
这种福利，这种凌驾于不幸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多产的上层建筑，充满了把主人与其奴仆联接起来的“媒介”。它的公共力量塑造着传播领域，使得单向度的行为在其中表现出来。
它的语言有助于同一和统一，有助于系统地彰扬肯定性思维和行为，有助于一致攻击越轨的批判性观念。在流行的言语方式上，双向度的辩证思维方式同技术行为或社会“思维习惯”之间的对照显示出来。
①约翰。
Ｋ。加尔布雷思《美国资本主义》（波士顿，霍夫顿。米夫林，１９５６）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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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３８
在这些思维习惯的表达上，现象与现实、事实与因素、实质与属性之间的紧张状态趋于缓解。自主、发现、证明和批判的因素，退居于指派、断定和模仿之后。魔术般的、权力主义的和仪式性的因素充斥了言语和语言。言论丧失了作为认识和认识评价过程之环节的媒介。那些理解事实并因而超越事实的概念，正在失去它们真正的语言表现力。没有这些媒介，语言便趋于表现和助长理性与事实、真理与既定真理、本质与存在、事物与其功能的直接同一。
这些同一性，曾表现为操作主义的一个特点，现在在社会行为上重现为言论的特点。在这里，语言的机能化有助于拒斥言语结构和运动上的非循规蹈矩的因素。词汇和句法同样受到影响。社会直接在语言材料中表现它的要求，但不是没有对立面；在官方和半官方的言论中，通俗语言以恶意和挑衅性的幽默在博动着。俚语和口语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富有创造性。仿佛普通人（或他的无名代言人）会以他的言语来表现他的反现实权力的人性，仿佛在政治领域里被压抑的拒绝和造反行为，会以坦率粗俗的词汇爆发出来。例如，说精神病医师是“割敌人的头颅作为战利品来保存的人”
，称知识分子为“鸡蛋脑袋”
，把电视机叫做“笨蛋管”
，说“打它”
、“挖它”即是滚，而说“滚，人，滚”却是在说“了不起，人”。
然而，国防实验室和办公室、政府和行政机构、计时员和经理、效率专家和政治美容厅（它为领袖们提供合适的化妆品）却说一种不同的语言，很快它们似乎就有了最终的辞令。正是用这种辞令发布命令、进行组织工作，引诱人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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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去购买、去接受。这种辞令正以一种风格来传播，而这种风格则是十足的语言学创造。它是一种句法，使句子的结构得以节约和压缩，以致句子的各部分之间不留下任何张力，任何“空白”。这种语言形式阻碍了意义的发展。待一会儿我将试图阐释这种风格。
操作主义的特点是认为概念与相应的一套操作是同义的。操作主义的这一特点也表现在这样的语言倾向上，即“认为事物的名称同时标明事物的作用方式，性能和过程的名称是用于察觉或产生这些性能和过程机制的象征”。
①这就是技术的推理，它超于“使事物与其功能相同一。”
②
这种推理，作为科学技术语言之外的思维习惯，塑造着一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行为主义的表现。
在这一行为领域里，语词和概念趋于一致，或者说，概念趋于被语词同化。概念所具有的内容仅仅是在公布的标准化用法上语词指派的内容，而语言能反应的不过是公布的标准化的行为（反应）。
语词成了陈词滥调，而且作为陈词滥调来支配言语或写作。
因此，大众传播阻碍了意义的真正发展。
可以肯定，任何语言都包含数不胜数的用语，这些用语并不要求发展它们的意义，这些用语标示着日常生活的物体和工具、明显可见的性质、至关重要的需要和渴求。这些用语是普遍被理解的，它们一出现，便会产生同说出它们的实际语境相一致的反应（语言的或操作的）。
①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
，见《科学哲学》１９４２年６月，第１５６页。
②斯坦利。格尔“语言和科学”
，见《科学哲学》１９４２年６月，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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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社会５８
这种情况完全不同另外一些用语的情况，这些用语是在无争议的语境之外来标示事物或现象的。在这里，语言的机能化表现了具有政治涵义的意义省略。事物的名称不仅“标志它们的作用方式”
，而且事物的（实际的）作用方式也规定并“封闭”事物的意义，排除其它的作用方式。名词以权力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样式支配着句子，句子成为应被接受的断言——它拒绝对它的被编纂和断定的意义进行证明、定性和否定。
在公共言论领域的关节点上，出现了不证自灵的分析命题，它们的功能象是巫术－宗教公式的功能。它们被硬塞进和一再塞进接受者的头脑里，它们产生的效果是把接受者的思想封闭在公式所规定状况的圈子里。
我已经提到，不证自灵的假说是政治言论领域里的命题形式。
“自由”
、“平等”
、“民主”和“和平”之类的名词，在分析上意味着一些特定的属性，当说出或写下这些名词时，这些属性便一定呈现出来。在西方，这种分析的论断表现在象自由企业、创制、选举、个人这样的用语中；在东方则表现在象工人和农民、建立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消除敌对阶级这样的用语中。无论在哪一方，尽管强化真理的手段和惩罚的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只要言论超越了被封闭的分析结构，都是不正确的或宣传性的。在这个公共言论领域里，言语是同义反复的；实际上，它决不会趋于发生质的差异。分析的结构，使支配性名词脱离了它的一些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政策和舆论陈述上会取消或者至少会干扰这个名词被认可的用法。仪式化了的概念，避免了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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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行的自由方式是奴役，现行的平等方式是被强加的不平等，这是事实。然而，这些概念被封闭的定义，依靠支配有关言论领域的权力，禁止表现这一事实。结果造成大家所熟悉的奥韦尔的语言（“和平是战争”和“战争是和平”等等）
，这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