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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强调的是个人所处的地位与场合的不同对于其选择行为的影响。为了使分析清晰，我把同一个人置于上述三种体制结构中的每一种场合，或者把他（她）置于上述三种体制结构的某种结合状态之中。我所强调的是，不同的体制结构会对个人所面临的关于选择的机会成本产生不同的影响。我对于任何一种体制结构比较中所包含的规范问题将不会直接进行论述。
当然，我在这里作的许多分析所涉及到的背景。可在我自己以前写的著作与别的学者的著作中找到。②然而，在我希望使至今仍然含糊不清的地方得到澄清的分析过程中，对于该背景进行一种“方式不同的重温”，将是有好处的。
二 在私人角色中的个入选择
人们对于个人的私人选择的模型是比较熟悉的，这个模型自然是经济理论家的惯用手法。尽管个人行为可能与这个人所遇上的包含其他许多人的社会相互关系不可分离，然而，在一种有限制的场合下，分析仍假定不存在人与人的人事关系。正如我的导师弗兰克·奈特经常喜欢说的那样，“在竞争 中不存在竞争”。个人的选择行为在分析时可以看成是与鲁宾逊·克鲁索在星期五出现以前在荒岛上的行为相类似的行为。在理想的竞争市场上，个人只是许多作为买者身份进入市场的人当甲的一员，对于那个市场来说，他是一个潜在的购买者；个人又是许多作为卖者身份进入市场的个人当中的一员，对于那个市场来说，他是一个潜在的销售者。按照定义的限制，这个个人对于他据以购买与／或销售商品与劳务的贸易条件是无法控制的。由这个结论，又可以推理出下列结论：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的影响是全然不知的。他既没感觉到自己对别人施加的力量，也不了解别人对他自己施加的影响。个人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将与以金钱形式表示的利弊联系起来，但是，这两方面的影响是完全互相抵消的；在理想的市场选择中，对于个人行为来说，不存在净外在利益，也不存在净外在损失。
从上述状况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理，任何选择所造成的被认识到的成本与利益，从它们只能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满足的意义上来说，它们只能是私人的成本与利益，而个人正是基于这些对成本与利益的认识在可行的各种选择行为中采取一种行为。在这种场合，对选择者来说，机会成本是由于放弃别的选择机会所造成的效用的损失。
在上述这种理想的市场模型中，在对选择所负的责任与选择的后果所造成的可被观察到的直接效果的归宿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的。如果个人不作选择或不采取行动，那当然不会对他（她）自己或对别人造成后果。如果不进行选择，也就不会发生由上一个选择行为所导致的下一个明确的选择行为了。④这里、选择的责任线索是清楚的。选择的直接归宿是公平地落到选择者与行动者本人的头上的。在该模型的定义中，尽管相互有联系的交易活动会形成一种蛛网状态的复杂关联，然而，对于别的人来说，选择不会产生直接效应。这个模型就这样变成了“纸牌房子”的对立面；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任何一张单独的“纸牌”的位置变化都不会影响别的任何纸牌所处的位置。
三 在一种纯粹的当事者角色中的个入选择
能够对个人选择行为进行分析的第二种理想环境是纯粹的当事者角色。在这种当事者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个人对于有关选择所采取的行为负有完全的责任，然而，有关的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尽管理解该当事者，却不用承担直接的效果归宿。选择所造成的任何利益或损失都不用由作出决策的权威人士来承担，而是由别的人所承担。在这种有限制的模型中．全部直接可观察到的效用流量（正的或负的）。用我们所熟悉的经济学术语来说，都是外在的，而在前面第一个模式中则相反，那里全部效用流量都是“内在的”。
为别人选择与采取行动的当事者，以及那些其选择必然会影响别人生存的人，是不用像第一个模式中的私人选择者那样，直接承受选择后的成本的。在以上两种模式中，影响选 择的机会成本或选择以前的机会成本必须被理解为是在预期 放弃或牺牲别的选择机会后所造成的选择者效用的损失。然 而，在前面所讨论过的私人选择模型中，这种选择所造成的成 本是与个人对选择后的服务的折现值的评估有关的，而那个 选择后所产生的服务的折现值是个人对于放弃了别的选择机会所能得到的服务的期望值。相反，在当事者模型中，不管个人他或个人她选择了某种什么行为，当事者对于他或她所能得到的服务的流量的预期值是不会有什么改变的。选择后与行动后在服务流量上所发生的变化是完全落在当事者为之进行选择的人们身上了，也就是说，是完全落在共同体以外的人们身上了。
然而，这个当事者采取一种使所估计的戍本与效益可以抵消的选择。但是，什么是他或她所面临的机会成本呢？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一群朋友要求你推荐（作为他们的当事者，去选择）一家海味或者是一家牛排餐馆。他们知道你本身是不会与他们一块儿吃这一顿饭的。在这个选择中，你成了一个纯粹的当事者。吃牛排的机会成本将是由于没有能吃上海味而丧失的效用价值。
纯粹的当事者的选择是用不着与他或她为之行动的人们所承受的利益归宿的预期值相联系的在我们这个例子中，考虑一些可能的反应，这种反应可能是直接表现出来的，也可能是间接表现出来的。这个当事人会说，（1）“如果我去的话，我会到牛排餐馆吃。”或者他会说，（2）“我觉得你们也许会觉得去牛排餐馆更好一些。”或者他会说，（3）“我认为对你们来说，牛排餐馆更为合适。”或者他会对本人说，（4）“我喜欢牛排餐馆中的女服务员。”请注意，在上述四种回答中，只有第二种回答所陈述的去牛排餐馆的“理由”才与私人在承受全部选择后果的前提下所作出的选择行为一致。还应注意。只有第二条理由，才会产生纠正错误的反馈。如果这伙朋友对这个当事人说，“我们不喜欢你所建议的那家餐馆”，那末，只有在第二个理由支配开始的选择的前提下，选择才有可能被纠正。如果当事者出于所列举的别的理由，或者出于别的没有被列举的任何理由，那末，关于那一伙朋友并不喜欢上牛排餐馆这种选择后的知识将不会与当事者的错误对上号。如果在后来的时期中面临着同样的选择。那末，由于选择后的知识与当事者的错误对不上号，就不会存在“纠正”错误的反效应。
在当事者体制下所存在的作出选择的责任与选择效果的归宿之间所存在的差别，为我们研究制约当事者选择行为的规则提供了基础。当事者将在一种规则的指导下进行选择，这种规则要求选择应在“承担后果归宿的人们的利益范围内”进行。在这个条件下，如果没有选择对受影响的群体最有利的行为，对于选择的当事者来说，其代价就成了违反上述规则而受到的制裁或惩罚，这种制裁或惩罚的预期是以效用损失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只要规则本身所存在的含糊不清使得发现与惩罚犯规行为的工作变得困难起来，那么，这种规则的存在就会使当事者在为别人进行选择的过程中所发生的独断专行与任意弄权找到庇护的场所。
在控制当事者的方面，更有效的方法存在于以下途径，一方面，得从纯粹的当事者规则以外的角度去寻找；另一方面，得从对于任命的限制上去寻找。如果为群体作出选择的当事者应该是该群体的一员，如果这个当事者在某种程度上与群体的利益与损失唇齿相连，那么，这位当事者至少会置身于直接承担选择后果的群体之中。这个后果将用来限制选择后果所波及的范围，而且很可能这种限制会是很厉害服
进一步的措施就包括，通过像追求利润的企业那样的由有所有权的阶层所构成的体制，来使当事者的选择责任与这种选择的后果归宿更加密切地结合起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