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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见 F·A·哈耶克（Hayek）：《法律、立法与自由》第
3卷，《自由民的政治秩序》（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Volume III，The Political order，of a Free People）（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53—176页，尤其是该书的“跋”。
③詹姆斯·M·布坎南与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赤字中的民主》（Democracy in Deficit）（纽约：学术出版社，
1978年）．
④当然，对于赤字财政来说，也存在着若干限制。持续增长的要求还债的压力不可能是政治稳定或经济均衡的象征。公然的拖欠，或者通过通货膨胀来拖欠，将会遇到这种限制。然而，即使对上述拖欠的担心，也足以在玫治上产生一种压力，以支持赤字规模的短暂的缩小。不过，在现代民主国家中没有什么力量会使上述结果的方式发生永久性的改变。
《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M。布坎南著
18 公债与资本 ①
一 关于某些观念与它们的后果的概要历史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对资本的消费本身是一种贪污行为，即使是对收入的全部消费，也被看成是一种极端的挥霍行为。通常的节俭观念要求人们把收入中的一部分积存起来，以增加资本存量。在他们那个世界中，资本一旦被创造出来，实际上就是一种永久性的财产了，无论是从每个家庭各自的资产选择角度看，还是从统一的国民总资产的角度看，资本都是永久性的。进一步说，在家庭遵循的财政节俭戒律与一个国家要遵守的财政节俭戒律之间，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在维多利亚时代，法律体制、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基本上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格拉斯通的信徒们并不渴望永生，然而他们就象能永远生存似地活动着，他们的行为与道德戒律是一致的。（李嘉图的关于公债与税收相等的原理，实际上可能是对于维多利亚时代某种行为的一种描述。）
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严格地定义为公众“为了满足某种欲望而把一些财富储存起来”，从而使人类的能力积累起来并且保持下去这样一种普遍的态度，那么，我们离开“资本主义的最美好的时光”已经有整整一个世纪了。
现在我们离开维多利亚时代已有多么远了啊！在观念与态度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不少转变。即使是在凯恩斯以前，经济学家们就对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论债与私债相等的定律提出了挑战。在凯恩斯主义者以前，就有人提出了总量分析的谬见。诸如“我们欠自己的债”之类的观点对于本世纪来说根本不是新的了。这种总量分析的谬论，在它被接受的范围内，使政府的财政节俭戒律多少有点松弛，尽管预算平衡的原则仍把公共债务的创造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不过，在凯恩斯与凯恩斯主义关于“节俭的悖论”传播之前，关于私人资本的积累与保存的规范仍然是渗透到各个方面的。但是，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连作为私人规范的个人节俭原则也被削弱了。充斥于赤字社会的，不是储蓄，而是花费两个字。伴随着私人规范上的这种颠倒，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公共政策的理论也直接削弱了坚持政府预算平衡的理论基础。于是，公共挥霍与私人挥霍的现时代，也就诞生了。②
意识形态上的观念是通过它们对公众与政府态度的影响而产生结果的。然而，这种结果的产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其间存在着相当长的时滞。凯恩斯之后，反古典主义、反维多利亚时代的观点的种种观念在学术界以及知识界的对话中确立了其地位。然而政治是反映政治家的行为的，而政治家的观念变化是缓慢的。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几年中，许多政治家所恪守的仍然是传统形式的财政节俭戒律，只有在学术界与知识界人士的眼里，政治家的这种行为是不光彩的，因而受到蔑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段话当作一个笑柄，这位受人尊敬的总统当时说，公债是栽们孙辈的负担。
在本世纪50年代后期以前，根植于经济学家心中的偏导数变换了方向。古典学派关于公债的后果与效应的观点实质上被复活了。这些观点当然还没有为正宗的经济学家们所接受，然而，对总量分析的谬误的挑战并未受到有力的驳斥。在经济学家的学术团体内，关于公债的讨论渐渐地也变化了，这种变化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在60年代与70年代中，变化发生了。
然而，在30年前，当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刚刚开始进攻时，公众的政治态度是落在学术界出现的这种观点的后头的。而60年代与70年代的政策决策者却完全吸取了凯恩斯主义者关于宏观经济政策与公债的种种教导。他们生动地并且十分乐意地把适用于30年代的政策要旨搬到60年代与70年代的政策环境中来，因为这些政策条文对他们的喜好消费而不愿纳税的自然癖好公然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支持。于是，我们就肩负着一个看来永久性的并且日益增长的政府赤字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至今还不能摆脱。
在 80年代中期，我们只能希望，80年代后期的政治决策者与90年代的政治决策者会熟知后凯恩斯主义者对总量分析谬论的挑战，他们会用跟古典的维多利亚时代的私人节俭与公共节俭戒律相类似的东西来为八、九十年代的政策的形成提供依据。从最好的方面说，恢复被谬论长期代替的旧观点，也要比接受从无暇的传统来看一直被贯彻的论点困难得多。我们可以希望，这种对旧观点的恢复过程会继续下去。在1985年，在这方面，既有令人鼓舞的进展，又有使人扫兴的迹象。在本世纪最后的十几年中，财政政策会如何变化，现在还难以预料。
二 基本逻辑
一种债务工具（汇票、借据或债券）对于一个人或一个经济实体来说是一种契约性的义务，它规定在契约订立后的一连串指定时期内支付明确数额的东西（或这些东西的所有权）。这就是说，债务是以后要支付的义务。因此，资产的特有者不断订立的借债合同，就等于根据从这些拥有的资产得到的预期的净收益流量提出的索取权。这些索取权当然会削减资产的现值，而资产的现值是通过对预期的净收益流量进行贴现来决定的。从这种非常基本的逻辑上来说，发行债务就相当于摧毁资本价值。
发行债务与资本价值的摧毁之间的上述联系由于复式簿记或资产负债会计所施加于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被我们所忽略掉了。发行债务，必然在将未遭致债务支付，这种债务或多或少被视为是双边契约关系的一个方面。债券的发行者是借者，他从契约期内得到了一种转移支付。现在所得到的支付要与日后所应兑现的支付相交换。在这种双边协议中，借方的资产负债表上通过把债务的现值加到账面上的负债一头而把现在得到的支付的现值加到账面上的资产一头，从而得到调整。在净价值上不发生变化。这样，整个个人资产结构或者整个企业的资本价值看上去没有受到损害。
这种复式簿记方怯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以下隐含的假定之上的，即与债务工具交换所得到的现在这笔钱将被用到生产性开支上，至少部分具有预期收入的性质。当借钱人把现在借到的钱简单地花掉或者消费掉时，这个假定就不再有效了。在这种场合，分离的或一头的债券发行模型比双头模型要有利得多。发行债券纯粹就是“耗尽”资本价值。
当然，这种关于债务的逻辑只适用于短期间的契约。在个人借贷企业借贷、机构借贷与公共借贷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在所有这些场合，发行债券都是为了为现在的使用或消费筹措资金，这都等于削减预期的资产收入源流的资本价值。这个基本命题的确立是与资产选择的价值无关的。如果资本不存在价值，在这种场合，发行债券就会产生负的资产。如果资本价值—开始就是负的，那么，发行债券就会增大该负值。
三 公债与公共消费
第二节关于债务的基本逻辑与第一节所叙述的观念发展的概要历史之间有什么联系？这种基本逻辑与我们在这一书所列的标题与这节的目的之间具有什么联系？这种联系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