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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所强调的，即便在某种近似意义上，转移税和公立教育也不能使起点位置达到平等。不平等将仍然存在；机会将仍然因人而异。尽管如此，这两种基本制度能减少差别的影响，并且人们可以看见它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个范围内，人们可以看见“竞争”在其规则中将包含“公平”准则。
从起点位置的公平准则出发，我们还可采取什么别的做法呢？在第 13章，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问题的另外方面；我要专门讨论目的是保证合理的“公平参与机会”的各种制度。即使人们承认起点位置绝不可能平等，人们还是可以采取各种做法以允许全体成员有同等的参与机会。举一例子来说，一个佃农的孩子同一个亿万富翁的孩子相比，绝不可能拥有成为总统的平等机会，但是可以建立各种制度以保证佃农的孩子不被公开地从竞争中排除出去，如果这个孩子被允许参与竞争，并且是在同样规则下竞争，他至少仍然有某种获胜的机会。在第13章，我将特别详细地讨论“经济公平”的这些方面。“希望”是要使权利平等的社会秩序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四 产品分配
在本章的余下几节，我要离开起点位置问题，更仔细地考察经济竞争过后在收入份额中的结果或最终状况的可能再分配调整。如继续使用同样的基本公平戒律，那么再分配收入转移有什么范围？
为了把注意力集中到结果上，让我们预先假定，起点位置不平等或机会不平等已经获得令人满意的缓解。尽管如此，潜在的应用公平准则的这两个阶段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应该牢牢记住。在起点位置已获满意调整，竞争已被适当设立障碍的范围内，对在各种梁果中实行再分配转移肯定不存在多少有说服力的论点。
我已经在前面指出，如果在结果和相对收入份额中的差别可以归因于选择、运气和努力，事前公平的基本戒律就没被侵害。只要全体竞争者以大致平等的条件进入竞争过程，并由于同样规则都有参与机会，在真正的基本意义上，这些规则就是“公平”的。可是，预期的和可见的各种结果显示出不同人们分到份额的极大差别。“发现者即所有者”规则在极大化总产品价值中表现出来的效率可能获得承认。但是受到更广泛解释的公平戒律可能暗示某种后生产的 再分配 。这就是说；即使所有收入份额的期望值事前是平等的，事后的实际分配份额却可能会显示出很大的差别以致于要求废除契约基础。
这里的问题部分是经验性的。如前所述，能在其基础上达成一般协定的规则是公平规则，这个契约逻辑是成立的。协定前景的关键是依赖预期或预测的结果模型。由于真正的机会平等，市场经济中实际收入份额的分配会采取什么形式呢？我认为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真正回答这个假设的问题，并且我们会重新回忆起上面讨论过的瓦伊宁戒律。
在任何规则基础上的协定前景还依赖各种替代的潜在可接受性。至少在大部分人的态度中，包含在市场中的一般的发现者一所有者规则并未能满足“公平”的最高准则的要求，但是；除非存在能保证更多赞同的替代规则，这些规则在某种一致范围内仍然是最好的。这就是说，市场分配规则可能代表概念契约过程的某种谢分点（Schelling…POjnt）结果；除此外没有可在其基础上达成协定的任何替代规则。这种对市场秩序的分配结果的“辩护”是弗兰克·奈特作出的，最近，丹·厄舍（Dan
Usher）也进行过这种辩护。⑥
可是，似乎没有令人信服的逻辑论据能证明，竞争市场的分配结果将 必然 地从潜在参与者之间的一般契约协定中产生，即使假定起点位置是平等的。市场规则或许从这个假定环境中产生，但它们仅仅是大量规则中的一套规则。如果撇开执行的困难不谈，对收入份额的某种后交易和后生产调整所产生的体现在契约协定中的这种效应，是可以作出似乎合理的论证的。“由于以减少运气较好的人的收入为代价，来保证运气不好的人的收入，市场份额分配的不平整边界得以暂时消除。
十五 竞争市场、前市场状况和后市场分配
就我自己方面而言，如果初始禀赋和能力的分配的大体公平能够保证；在实际预期意义和规范偏好意义上，对于竞争市场过程的分配结果，我是相对心安理得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批评，大部分批错了地方。人们批评市场制度产生的分配结果没能满足规定规范目标的要求，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分配结果与前市场禀赋和能力中的悬殊差别关系更为密切。
设想一个非常简单的橘子和苹果的例子。假定作为一个后交易结果，我们看到蒂齐奥拥有16个橘子和14个苹果；而凯奥只拥有3个橘子和2个苹果。可是，这种单独作出的后市场估算完全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前市场禀赋估算的东西。如果在交易前，蒂齐奥本来有19个橘子和13个苹果，而凯奥没有橘于只有3个苹果，那么凯奥以1个苹果换取3个橘子的这个交易，肯定改善了他的状况，也改善了蒂齐奥的状况。但由于前市场禀赋的悬殊差别，这个交易的分配效应的重要意义相形之下未能充分体现出来。
市场规则极少被用来检验各种能抵消或隔离前市场禀赋和能力的差别的制度。如果承认在前市场状况的潜价值分配和交易的分配结果之间存在区别，那么不管是以公平准则还是以别的准则衡量，都必须接受几项基本原则。要减少很大程度上是由前市场不平等造成的分配不平等或分配不公平，不应该采取干预市场过程的形式。最低工资的法律也许是最好的例子。这种限制损害了某些人的应获利益。如在许多其它场合中一样，在这种场合中亚当·斯密的天然自由理论体系中的分配公平应该得到承认和强调。修正分配结果的努力应该针对不合意的结果的根源，这就是创造经济价值的前市场权力分配。
十六 政治规则中的公平
必须回到前面提出的问题上来。谁来进行这种调整？谁来设置这种障碍？正因为再分配调整必须由涉及共同体内部的人来选择和执行，契约一立宪伦理观提供了唯一可用的评价标准。社会的“法律和制度”提供了一个人们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持续和可测的结构。重要的是这些法律和制度必须让人们看到它们是公平的。并且让人们看到它们执行起来也是公平的如前所述，这些法律和制度必须具有在一定程度上能校正机会差别的特征。在这个方面，我已经指出转移税和政府资助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政治决策制度也必须让人们看到它是公平和公正的。任何体现“经济公平”的结构中的这个关键因素几乎完全被对市场的社会主义批评忽略了。如果要进行政治调整，政治竞争本身必须包含公平戒律，并且这个要求比在市场交易竞争中要迫切得多。
价值所有权中的政治调整唯有在契约基础上进行才能显示出公平。这就是说，不能以实现“分配公平”或别的什么为借口，直接使用国家写队国家机构和政府把收入和资产从政治弱者那里转让到政治强者手中。不能用一些空洞的花言巧语来愚弄公民。从政治上实行的分配调整，从它们必须包含在社会秩序的永久或准永久制度的意义上讲，首先必须是严格‘立宪”的。对分配份额的任何短期立法或议会调整，不可能符合真正的公平准则。从实际计划来说，此处的论点暗示了累进所得税可能成为一次可接受的财政立宪的一个特征，但是，政治上公然以摇摆的税率结构来酬劳政治盟友和惩罚政治敌手当然侵害了所有契约戒律。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以摇摆的开支计划来迎合政治在朝派的做法。
自由主义批评家们应该把他们对收入和财富转让的抨击集中到民主决策结构的未经许可的运用上来。如果一个开放社会的政府成为在公民中实行财富任意转让的一项工具，这个开放社会便不能继续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当自由主义者反对那种促进前市场状况的大体平等，并以此来消除后市场分配的不平整边缘的真正立宪整顿或结构整顿时，他们走得太远了，并减弱了他们自己论点的力量。自由主义者可以为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竞争过程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