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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市场与国家》
詹姆斯。M。布坎南著
2 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 ①
一 导言
我慎重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1957…1982年”为本章标题。1957…1982年恰好构成四分之一世纪。但是我的选择并非仅取决于这种时间上的对称，而是取决于这段时间的首尾年份里的事件。正是在1957年，我和沃伦·纳特在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了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也正是在1982年，我进行了一场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背景的新的斗争，而沃伦·纳特是会热情赞同这场新的斗争的。我要追溯一下1957—1982年这两个年份之间的联系。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将大量地提到，那些学术界人士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是如何说明自己在社会、科学和哲学中的地位的。我不必因为这种对学术界人士的强调而向我的非学术界的读者们致歉，我始终坚信，在学术界发生的事对思想观念的发展和传播，以及最后对这些思想观念转变为现实，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 政治经济学：1957年
1957年，反自由社会主义者（见第1章）在学术界中处于优势。我指的是那些从意识形态上主张由国家对一切经济事务实行仁爱领导的人（在法语中有个更恰当的词：dirigistes，即统制经济论者）。而在1957年从凯恩斯学说在大学里被接受的程度衡量，凯恩斯学说“对本题的偏离”——这是借用利兰德·耶格尔（Leland
Yeager）的一个贴切的措词——仍在加速。那时候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还未完全渗入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战后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失败也还没被人们真正认识。在学术界里，统制经济论者占居支配地位，统治着我们的生活。他们控制了各系主要课程的设置；决定着人们的聘任、聘期和提升；审批出版他支配备主要基金会的资金使用，而那些基金会当时已偏离了捐款设立者之初衷。
当我和沃伦·纳特于1956年底1957年初进弗吉尼亚大学任教时，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弗吉尼上州独特历史对学府的影响，弗吉尼亚大学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学术环境。在斯内夫利（T．R．Suavely）的领导下，受大卫·麦科德·赖特（David
McCord Wright）和拉特利奇·瓦伊宁（Rutledge Vining）的富于想像力的思想之影响，弗吉尼亚大学的经济学课程设置已经与众不同。我们宣称的目的就是要更明确地努力反击1957年前后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派势头，而对次大学当局并非是消积地加以接受（几乎可以肯定，表达此种目的的任何言论在当时美国大部分主要大学都会立即遭到反对 ）我至今仍能生动地回忆起我同当时艺术和科学学院院长威廉·杜伦（William
Duren）以及当时弗吉尼亚大学校长科尔盖特’达登（Coigate
Darden）那次会面的情景。当我有些犹豫地提出我和沃伦打算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的想法时，得到的简单回答是“干吧”。既获许可，我们的热情便逐渐高涨，终于建立起这样一个中心。
在我和沃伦共同起草的第一本关于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研究中心的小册子里，我们陈述了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希望维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学者团体”。我们几乎没料到，在当时知识界和学术界那种氛围中，“个人自由”这个词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一个主要基金会的官员公开告知我们，小册子所宣称的要明确鼓励那些信奉个人自由的学者，是“特别令人不愉快的”，并指出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目的清楚地反映出一种既定的思想倾向。就因为宣布目的是要研究关于自由社会的问题，我们被置身于明显的怀疑之下。
回顾以往，我可以认识到，以为理论辩论就可以有效地反击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但我们还是进行过这种辩论，并且我仍然欣赏在我给我们的主要论敌克米特·戈顿（Kermit
Gordon）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
我无条件地拒绝承认或相信，我们这样一个计划在最细小方面也违背了杰弗逊精神。这个计划之所以是独一无的，只在于它要考察自由人们对社会问题所持的态度，并以为人们能公开、充分和自由地讨论一切问题。
但是，详述这一切需用很大篇幅面这在本章是不相宜的。
因此，我还是放弃作这种论述，只简要地说明我们建立托马斯·杰弗逊中心的想法。我们当时头脑里设想的计划有什么不同？我和沃伦·纳特想使弗吉尼亚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设置具有何种特点呢？
首先，我们关心的是正在日益发展的对经济学基础的忽视。我和沃伦·纳特都是芝加哥经济学家，而且是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Henry
Simons）、劳埃德·明兹（Lioyd Mints）和阿伦·迪拉克特（Aaron
Director）一代人培养出来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我们看来，经济学的基础不是数学形式，而是 价格理论 ，并且是 应用于真正的现实问题的价格理论 。经济组织和市场过程成为注意的焦点，通过价格机制运行的经济组织的活动成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正是这种隐藏在被亚当·斯密称为“法律和制度”的社会结构之中的东西。因此，在我们看来问题很简单，政治经济学不过意味着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原来位置的返归。我们看到除了芝加哥大学之外，别的高等学府经济学课程设置所忽视的正是这种经济学的基础。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公开并无歉意地承认，驱使我们的动力在于我们坚信、如果这些基础受到忽视，一个个人赖以保持其自由的社会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支持。我们坚信， 对价格制度的理解 会为整代人对自由制度的支持提供一条最好的道路。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为此进行直接的思想论战。 理解 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性质的。我和沃伦成为经济学家时还是忠诚的社会主义者（见第 1章）。我们经历的“转变”是通过对市场过程的理解而进行自我启蒙的结果，并且我们还将这种经历变成我们的同事和学生的见解。我们认为，社会主义观点唯有对那些对经济学无知的人才有明显的说服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启蒙将来的研究生，帮助他们达到与我们相等的理解水平，培养出了解经济学的正确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然后通过经济学家们透彻的分析引导另外几代人达到自我启蒙。也许当时我的表述不如我现在说的这样直接了当，但我们的目的就是如此明白。我现在承认、对于50年代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反自由主义思想，我们的目的确是具有 破坏性 的。
三 夏洛茨维尔十年：1957－1987年。
无论是以我们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以外部的标准来衡量，在1957—1967年这十年中，“弗吉尼亚学派”取得了极大成功。托马斯·杰弗逊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得到了来自好几个非主流派特别基金会、弗吉尼亚大学和弗吉尼亚州的慷慨支持。研究生课程内容扩充了。利兰德·耶格尔、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亚历山大·卡夫卡（Alexandre Kafka）、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hinston）、戈登·图洛克和威廉·布雷特（William Breit）都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许多访问学者以及所有具有世界声望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来到中心作为期半年的访问。他们中包括弗兰克·奈特、F·A·哈耶克（Hayek
）、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布鲁诺·利昂尼（Bruno Leoni）、特伦斯·赫钦森（Terence Hutchison）、莫里斯·阿莱斯（Mallrice Allais）、邓肯·布莱克（Duncan Black） 和0·H·泰勒（Taylor）。
我们开始吸引优秀的研究生。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的研究生是全美国首屈一指的。在众多学生中我仅提出以下十几位的名字，并预先对那些其名字也应该在此提到但没有被提及的许多人表示歉意。他们是：奥托·戴维斯（Otto Davis）、查尔斯·戈茨（Charles Goetz）、马特·林赛（Matt Lindsay）、吉姆·米勒（Jim 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