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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末，我一直睡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奥黛莉已经带孩子们去参观一个书展了，而我则打算中午去那里和他们会合，但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觉得自己好像快要因感冒而病倒了。我知道必须努力对抗病魔，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生病，有太多事情要做。我得补画技术图，计算各项技术指标，并且想好星期一要采取的操作策略。
当我到达书展现场时，气温上升到暖和的华氏七十五度，但我却热得满身大汗。在我走进会场，我觉得头晕，而且痛得不得了，几乎没有办法继续迈出脚步。这个书展当中到处都是老师和阖家光临的人潮，里面一点空调都没有，一大堆小孩在我四周奔跑、嬉戏、推挤、尖叫着。我不知道是否有力气走上阶梯。这些年以来，我的体重已经增加到二八磅，比在陆战队时苗条那付而结实的体型重了二十三磅，我现在可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每一磅肉在我身上所造成的负担。
奥黛莉和我在那天接下来的时间里等于是在出差，晚上我们到六十八街的戏院去看一部名为“Reversal of Fortune”的电影。戏院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在戏院大厅里有一个写着因为岁修关掉空调，并向观众道歉的告示牌。在等电影开演的时候，我就已经汗流浃背。或许我应该在看到电影看板时，就推算出进了戏院会遇到的状况，可是我已经病得没有办法去做任何联想了。奥黛莉想带我回家，但是我并不想照做。“算了吧！”我说：“我们已经付了电影票钱了。我能挺得住。我很悍。我是陆战队员。”
到了星期日，我躺在沙发上研究技术图，为星期一的操作做准备。我觉得身体状况糟糕透了。十月过后，我该去度个假的，但是如果我想要保住投资人，就没有时间去度假。我确信如果能在沙发上打发一整天的话，就能够在下周上工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可惜天不从人愿。
十一月五日星期一，我一起床就感到喉咙沙哑、全身酸痛。“去他的陆战队！”我跟奥黛莉说：“打电话给啥克曼。我得去看医生。”我和家庭医生雷蒙·哈克曼（Raymond Hochman）约好十点钟门诊。他说我被病毒感染，开了一些含抗生素的处方，命令我躺在床上休息。我吃了抗生素，但却没有办法休息。我得继续为沙伯林纳基金操盘，得在这个月赚到一笔大钱。可是我根本累得没办法交易，所以倒在沙发上收看“金融新闻网”（Financial News Network）。
到了星期二我还是只能整天倒在沙发上看金融新闻网。我试着做了几笔交易，但是都不成功，总共赔了三万美元。到了下午五点半，背后和胸前的疼痛已经到了令我难以忍受的状况。这是我一生中头一回怀疑自己快要死了。奥黛莉打电话给哈克曼，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超过五点，所以他已经回家了。他的服务人员帮我安排在六点半给急诊医生辛（Singh）医师看门诊。我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穿上衣服，然后栽进一部计程车里。
辛医师直到七点十五分才出现。当他终于看到我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五度，心电图读数也相当不正常，医生劝我最好住院做深入检查。讽刺的是，正如我和人面狮身在十八年前所预测的一样，真要感谢健康保险和医疗给付制度，让每个挂急诊的人都得待在急诊室外面等待，即使我付了数以百万计的税，而且只住在八条街的距离外，还是因为没有房间而无法住进纽约市立医院。我被推进急诊室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做。除非你被枪击、被刀刺伤或是发了精神病，否则急诊室里的工作人员根本连正眼都不会瞧你一下。
辛医师照理应该在我们之后立刻赶到医院的，但他再一次迟到了，直到九点十五分左右还没出现。奥黛莉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他的助手说他因为有事耽搁了，但是请我们不要担心，医生正在赶来的路上。可是他仍然没有出现。到了十点整，我已经气得没有心思去害怕了。“让我们离开这个鬼地方。”我告诉奥黛莉：“我恨这个鸟城市！”我那一夜就在厨房的桌子上抱着四个枕头勉强入睡。我的姿势看起来就像一个虔诚祷告的修道士，但这却是我在当时惟一能够用来克服肺部压力的方法。
到了星期三，我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在读完两封刚收到的传真后，觉得更糟了。其中一封传真是来自伦敦的亚伯特。贝克渥，另一封是来自巴黎的皮耶·莫德。第一封的内容很唐突：
请将本传真视为本人赎回所持有之沙伯林纳海外基金持份之正式通知。生效日为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第二封的开头就客气多了：
早安。我们想卖出一、二九、八五五单位的沙伯林纳海外基金。请以传真或电报告知我们应采取哪些手续以配合贵处之作业，谢谢。
老鼠们已经开始出现弃船的动作了。我真想用下面这种方式来回覆：“各位早安，拿着你们的一、二九、八五五单位基金，把它们塞到你们的臭嘴巴里，这就是我要请你们配合的事。”但是我没有力气去回这封传真。
第一次住院
当天早上稍晚，我们又到哈克曼的诊所去看病。坏消息是我的感冒已经发展成肺炎了，而且两个肺叶中都有积水。好消息则是哈克曼动用了一些关系帮我弄到一间私人病房。我们在下午一点钟到达医院，但是却又多花了三个钟头才拿到住院许可。真要好好感谢蓝十字会、健保以及医疗给付制度，医院可以规定一大堆他们认为必要的检验来决定你是否可以住院，并且从中再捞一票。我因此必须做全套的心电图测试、血液检定以及X光照射。在此同时我的体温已经高达华氏一三·三度。我真的病得很厉害，但却只能在一个吵嚷不堪的房间里独自躺着，拉开衣服、卷起袖子，等着轮到我做检验。真是荒谬到了极点！
终于我可以住进那间单人房了。奥黛莉雇用了全天候的私人护士。他们要价每天七五美元，但在那种情况下，我才不在乎呢！我知道得要有人仔细地照顾我，我需要那种专为帮我战胜病魔的人。通常这个人会是奥黛莉，但奥黛莉没办法整天寸步不离地守着我。她得在家里陪着孩子们。
现在我终于住进了病房，一大堆的医生和护士川流不息地在我的房间里进进出出，每个人的手上都拿着注射针筒，他们开始不停地在我身上抽血、抽血、再抽血。他们在我身旁放了一个架子，以便我如果病情好转想起床时可以支撑，可惜我的病情根本没有好转。我一直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他们只是一再漠视。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是不是冠军操盘手，在这里我只不过是他们另一个病人。真要感谢我的私人看护依莎·斐德利克森（Esther Frederriksen）。依莎从来不会让那些医生不看我一眼就走开，她在了解医生要采行什么样的医疗程序前也不会让他们碰我一下。她也不停地看着我的心电图、检视医疗仪器、仔细地向医生询问、对付那些护士，并且持续问我感觉怎么样。
医生和护士们一直都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打针、打针、再打针。依莎告诉我他们之所以要抽这么多血，是因为要确定造成这次生病的病因是细菌还是病毒。纽约市立医院传染性疾病科的主任亲自检验我的病例。依莎说这位主任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他在过去四个月中，已经在医院里看过四个相同的病患，这四个病例都是病毒性感染。“舒华兹先生，”依莎向我解释：“如果你的病因是细菌性感染，他们可以利用抗生素来治疗。但如果是病毒感染的话，他们就只能任由病毒自由地发展下去了。”
“那，他们准备怎么做呢？”我说。
“他们就会开始由静脉注射红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呼吸道感染的抗生素，另外他们也会帮你注射头孢菌霉素，那是一种用来治疗支气管和喉咙感染的抗生素，还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