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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会科学院和社联，本来原班人物俱在，可以立即恢复活动，但市委宣传部却要筹备重新建立，置那些老人于不顾，令人不解。如原院长兼党委书记李培南同志，身体很好，一直没有人同他谈过科学院的问题，前几天组织部找他谈话，要他到社联任副主任，实际上是挂一个名，把他推出科学院的门外，被他拒绝了。这两个组织，已经筹备了七八个月，还不知什么时候能成立，许多科学工作者都有意见。这样做，不管在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是不利的。希望有关的上级领导能督促一下。
复旦大学的文科虽然备受“四人帮”的破坏，还是有相当的力量。我准备整顿一下，成立一个文科学术委员会，办一个“学报”，以推动科研工作的发展。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常给予指导，并寄我一些有关科研资料。
我身体精神都很好。 顺祝
你和你的夫人健安！向
乔木、默涵、梅益诸同志问好
夏征农 2／9
（徐按：从信的内容看，2日应为12日之误）
夏征农与杨占升的“笔墨官司”
夏征农之所以要向周扬谈起关于“两个口号”争论评价的问题，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当时出版不久的《文学评论》的一篇文章“批评了”他。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评两个口号的论争》，作者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杨占升。
所谓“两个口号”，是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提出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前一个口号是当时在上海任中央文委书记的周扬提出来，后一个口号是时任中央特派员的冯雪峰提出、经鲁迅首肯后形成的。应当说，在当时反对日本侵略的大形势下，“两个口号”共同的目的是号召文艺界来推动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由于双方对形势的认识存在着分歧，其间又夹杂着一些宗派情绪（周扬和冯雪峰、胡风的对立），因而进行了一场争论。其后四十多年来，关于这场争论的评价，伴随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说法。到“文革”揭幕之际，江青和林彪合谋炮制的《文艺座谈会纪要》，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污蔑为“文艺黑线”的源头，并将“国防文学”口号判定为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以周扬为首的一大批成为“黑线人物”而遭到揪斗和关押。夏征农是“左联”后期的领导成员之一，主编《新认识》杂志，同时也是“国防文学”的拥护者，也成为“黑线人物”。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界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就是彻底推翻江青在《纪要》中对左翼文艺运动的污蔑，重新评价“两个口号”的争论；而对在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更迫切的要求是，如何对学生讲授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为此，1977年底至1978年4月，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三校联合举行三次左翼文艺学术讨论会。在最后一次关于“两个口号论争”学术讨论会上，杨占升等几位教师宣读了自己的学术论文。会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的陈荒煤，选定了观点不同的三篇文章，征得周扬同意，发表在《文学评论》1978年第2期上。杨占升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杨占升文章的总体观点是，“两个口号”论争是路线性质的争论，“国防文学”口号同王明的“右倾思想的影响很有关系”，从“根本上抹杀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界限，取消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客观地说，作为学术探讨，杨占升的观点自有其理由，是否正确，本应另当别论，但是在1978年“乍暖还寒”的季节，承载着“四人帮”把“国防文学”的口号绑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上的颤栗的记忆，杨占升的观点哪怕再有说服力，也会引起一些人本能的反感，尤其是当年“国防文学”的倡议者和拥护者。更何况他还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夏征农。夏征农在信中谈到这个问题，并给《文学评论》编辑部写信反驳，也就顺理成章了。
杨占升是这样“批评”夏征农的：
然而问题更严重的是在鲁迅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后，这种错误观点不但没有停止宣传，反而说得更厉害了。在夏征农主编的《新认识》第二期上发表了重要文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其中除对鲁迅批评国防文学的论点进行一一驳斥外，更加突出强调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说什么在统一战线中“显然标明以最前进的革命势力为‘主体’，领导其他各派”的主张是“偏面的”，“我们应该更公正地号召：统一战线的‘主体’并不是特定的，‘领导权’并不是谁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责任来。”……这能说不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吗？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属于某个个人的，而是该刊的“代表言论”，“是经过多数人讨论的”，是由该社“同人共同负责的”（见《新认识》第二期“每月论题”前言和《编辑室的话》）。还应该指出，当时文委成员之一，就是该杂志的编委。而周扬同志是当时文委的主要负责人，文艺界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没有给以公开的批评和纠正，这恐怕同他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无关系吧？
夏征农对这样的说法并不认同，因而在9月10日写下了一封五千字的“致‘文学评论’编辑部的”长信，随上引的那封信一同寄给周扬，对这种观点进行批驳。
在这封长信中，夏征农首先“对杨占升同志对待问题的态度”提出两点意见：
1、杨占升同志的文章是以夏征农主编的“新认识”第二期发表的“重要文章”“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作为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言论加以批评的。我回想了一下：这篇文章确实很重要。据作者（也就是“新认识”的编委、文委成员之一）告诉我是经过文委讨论作为“两个口号”论战的总结的。我写了一个“后记”表示完全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但文章不是我写的，也没有参加讨论。林彪“四人帮”横行时，也看中了这篇文章，硬说这篇文章是我写的，给我栽上“国防文学”的狂热鼓吹者和“围剿”鲁迅的罪名，在当时是无理可说的。现在，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应该是说清楚的时候了。从杨占升同志的文章可以看出，他是知道“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产生的“内情”的。但是很奇怪，杨占升同志在指出这篇文章是更“明确”更“彻底”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之后，对该文的作者，当时文委成员之一，不置一词，对当时“文委主要负责人”、“文艺界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扬同志却仅仅认为负有“对于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没有给予公开的批评和纠正”之责，反而特别强调“编辑室的话”，好像这顶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注定要有我这个主编来戴。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2、对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这篇文章，我当时是完全赞成的，我现在也不认为这是一篇代表右倾机会主义观点的文章。杨占升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批评，实有“先入为主”、“断章取义”之嫌。杨占升同志的批评，集中到两点：一是批评该文对鲁迅批评“国防文学”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一是批评该文“突出强调要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我查了一下原文。关于第一点，我认为该文对“两个口号”论战是采取和解态度的，并没有对鲁迅论点一一驳斥。比如，文章一开始就指出“论战双方都是忠实于同仇的大战斗，都是希望采取一个最有效的战略而不肯苟且敷衍的”。不仅没有批驳鲁迅先生，而且对鲁迅先生连同郭沫若、茅盾先生一起加以推崇，同时间接承认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该文对于有些问题，如“统一战线的目标问题”、“领导的问题”、“创作口号和中心主题问题”作了些解释，不能认为是驳斥而且也并不是专对鲁迅先生而发的。关于第二点，我认为该文并没有“更加突出强调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在“领导的问题”一节里该文首先指出：“最前进的革命势力，必然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最后又说“在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发展上，谁的工作努力，谁能最有效地把工作推进，谁就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谁也就可以发生领导的作用”。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