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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在自杀遗嘱中提出一个要求，想要一尊他自己的等身铜像，竖立在能看到富士山和大海的地方。他的家人于是打造一尊由东京雕刻家创作的与他等身的三岛裸体雕像，他们将它安放在三岛所向往的地方。
人们常说，三岛在自卫队中发现了日本精神最精粹的表述，他被特许在军营里训练他的私人军队。
为了纪念三岛的死，持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家和评论家矢桥英夫与一个右翼学生团体一起成立三岛由纪夫研究会。该研究会在发起书中写道：“日本历史已退无可退，传统遭到忽视，武士精神丢失殆尽。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堕落的现代，日本民族在隐忍真实愤怒的这些年后，终于要爆发了。”
发起书接下来说，研究会将为激起人民的爱国热情尽一切努力，并将反对那些指向天皇的革命……在自卫队之外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保持建立一支军队的基本原则，并将增强日本民族的荣誉精神。
三岛经常批评性地谈起日本社会。他曾写道：“1876年后，日本人在道德上开始衰落，竟颁布禁止男子佩剑的法令……除非每个人都有这种随时随地拿起来福枪挺身而出的精神，否则在未来的紧要关头，日本将陷入一种可悲的境地。”他认为战后社会已变得腐烂了，因为“它失去了军服”。在东京街头，我的确很少看到穿军服的士兵，因为军服已变得罕见，且被普通日本人痛恨。
三岛对现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曾写道：“日本现代文学是患失眠症的人、神经过敏的人、软弱无能的人、丑恶的脂肪堆积的人、癌症和胃病患者、感伤主义者和半疯狂的人的乐园，能战斗的几乎没有。”
三岛是从武士道中熟悉文学的。1967年，他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我与的密码》。他说：“出鞘的日本剑在不曾砍过什么东西和什么人之前不应该入鞘。”他所表达的意思几乎在几个世纪前就被武士头领说过了。他熟记武士道伦理，坚定信仰教导人们如何去死的武士道。
《叶隐》讲得最多的是“当一个人被迫在生与死之间进行抉择时，重要的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死”。这样的话怂恿了三岛的行动，并形成他的心理基础。他经常勉励他的读者公民献出生命，收复天皇失去的荣誉，并废除战后的日本宪法。
三岛事件最使人受到震动之处，也许是他流露出许多对英雄主义行为和传统有偏好的日本人深切的反现代主义情绪。人们用“崇高”、“美”、“漂亮”和“纯洁”这类形容词来形容三岛的切腹自杀。
三岛的行为实际上受到财阀和执政党领导人如中曾根的重视，中曾根感到拥有核武器并重新变成军事强国才是日本的核心问题，只有这样，在超级大国面前，日本才不用低三下四。
三岛没有白死。他的自杀在许多日本人心中点燃了对日本重新武装起来的渴望，他的自杀提醒年轻人不要被颓废的西方文明软化，他的死在想复活国家主义精神的人们中间产生深远的影响。
如果三岛从他的坟墓中能看到日本已经重新武装起自己，变成一个军事强国，受到由众多国家组成的国际大家庭的重视，并作为“维持和平部队”开往柬埔寨，他一定非常高兴。
这是许多日本人的看法。
三岛事件只是日本飞向右翼民族主义的开始。
维尔高尔的《海的沉默》和三岛由纪夫的《忧国》
——作家笔下的德日军人之差异
《海的沉默》是一部两万六千字的中篇小说（赵少侯译，作家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在中国，读过它的人不多。此书作者维尔高尔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阿拉贡、艾吕雅一道投身法国的抗德地下工作，并参加了巴黎地下出版机构子夜出版社领导班子。1948年，世界文化工作者国际联络委员会及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等建议召开世界和平大会，维尔高尔是七十五位签名发起人之一。他不仅为法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同时也是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
《海的沉默》完成于1941年。法国当时正处于纳粹的恐怖统治下，书是秘密印刷并发行的。作者揭露了侵略者妄图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彻底摧毁法国国家与人民，提醒大家决不能让侵略者的狼子野心得逞。书一出版，立即在群众手中流传，给法国人民的抗德运动增添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书中写了三个人。一个法国老人和他的侄女住在石筑的古老楼房里。该市沦陷后，一个德国军官住进了他们的房子。白天在德军司令部办公，晚上回到楼上的房间前，经常走进老人的起居室，说上一会儿话。侄女要么做针线活儿，要么织毛衣；老人抽烟，喝咖啡。他们对他保持着“海的沉默”，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德国军官自报家门，他叫威纳·封·埃勃伦纳克。老人一听就知道那不是德国人的姓名，遂寻思：难道他是耶稣教逃亡者的后代吗？
军官统共在他们家度过了六个多月。通过他的自言自语，他们得悉他原来是个作曲家。他告诉他们，他曾经有过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友，只因为她把咬了她的蚊子的爪儿，一根根地拔下来，他认为她的心太狠，从此跟她疏远了。然而，希特勒也强迫德国士兵一根接着一根地拔下蚊子的爪儿。谈起法国文学家来，他如数家珍：巴尔扎克、福楼拜、雨果……对德国音乐家，他当然十分崇拜：巴赫、贝多芬、莫扎特……他诉说，跟他相依为命的弟弟，被纳粹改造成最狂热的人，使他深恶痛绝。弟弟真诚地对他说：“我们应该作千年的打算来建设：首先应该毁坏。”
威纳看出弟弟是真诚的，而可怕也就在这个上头。
全书中，豆蔻年华的侄女只开过两次口。威纳到巴黎去了两周，回来后，一个多星期没露面。由于他就住在楼上，老人和侄女能觉察出他的动静。有一天，老人为了橡皮轮胎的事去了一趟德军司令部，遇见了从自己的办公室踱出来的威纳。他脸色苍白，瘦得厉害。又过了三天，他拖着缓慢的脚步走下楼梯，轻轻敲门。老人认为他会像已往那样敲门毕就推门而入。岂料这一次，他等候里面的回应。老人没了主意，望望侄女。这当儿，外边又敲了两下门。侄女低声说：“他快走了。”
于是老人用洪亮的嗓音招呼道：“进来吧，先生。”
半年来，威纳不断地向老人及其侄女表明心迹，所以姑娘从他今晚的异常举止，意识到此番他是来向他们告别的。
威纳由于爱法国，遭到纳粹党羽的谴责，他痛苦地将自己的决心向法国老人及其侄女和盘托出：
“我要求参加一个正在作战的师团。这个要求已得到批准：明天我就可以动身了……动身到地狱去。”
最后，威纳低低地说了声：“永别了。”
他一动不动，等待着姑娘的回音。拖了好久，姑娘的嘴唇终于动了一下，老人和他都听见她说：“永别了。”
威纳面泛微笑，离开了这座老宅。姑娘的话肯定会给他以慰藉，因为她最终对他的处境表示了体谅。
自从五十二年前头一次阅读这本书，我经常想：“日本军人中，有威纳这样的军官吗？”1941年10月，就在《海的沉默》搁笔的那个年月，我在沦陷了的北平市四路有轨电车里目睹了丑陋的一幕：一个日本一等兵，一边怪叫，一边伸出左手去摸一位中国女学生的下身，右手呢，忙着解自己胯间的钮扣。全车的中国乘客都对他怒目而视。幸而他的同伴（上等兵，比他多一颗星）厉声说：“尤塞”（意思是“住手”），制止了他。在大庭广众之下尚且如此行事，如果让他住进古宅，他非把老人杀掉，接着将漂亮的侄女强奸至死不可。日本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写于1960年的《忧国》就是最有典型意义的武士道加色情的作品，赤裸裸地将他的人生观公诸于世。
1936年2月26日，日本法西斯军人在首都东京发动了一场震撼全世界的未遂政变事件。当月，日本举行国会选举，最富侵略性的立宪政友会未能得逞，令法西斯分子愤懑至极。为了加紧推行全面侵华战争，以野中大佐为首的一批皇道派年轻军官率领东京驻军第一师第三步兵团的一千四百多名士兵武装袭击警视厅、首相官邸以及其他行政长官官邸，杀死内务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藏相高桥是清，侍从长铃木贯太郎受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幸免。叛乱分子占领三宅坂、樱田门、虎之门、溜池等地，向陆军大臣提出“兵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