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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
（二）专题研究系列。以文学而言，文学典籍的流传、文学人士的交往、文学读本的演变、文学观念的渗透、文学典范的确立等专题，众多的以及作家作品，是研究的重点。又如对于汉文化普及教育的研究，涉及到与中国蒙学传统的关系，各种启蒙教材的编纂及演变，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系等。再如明清易代之际、在朝鲜出现的大量遗民录，可以分析其华夏夷狄的观念。也能够补充过去研究在资料上的不足，更正在判断上的失误。比如流传在中国的佚名《明遗民录》，过去不知出自谁人之手，其实为成海应编撰，成氏还编有《宋遗民录》，皆收入其《研经斋全集》中。此外，朝鲜有不少私家修撰的史书，多秉承春秋精神，并多受朱子《通鉴纲目》体之影响，编年体发达，而纪传体很少，很有研究价值。从唐代到晚清，日本、朝鲜和越南都有很多到中国的日记或旅行记，著名者如圆仁的《人唐高僧巡礼行纪》、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策彦的《入明记》等。江户末期到大正年代的此类文献，在日本已经出版了《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而在朝鲜，自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存在大量的《朝天录》或《燕行录》，其数量应该在五百种上下。在越南，则有《北行纪略》、《北使通录》、《往津日记》《北槎日记》《北行丛记》等。这些文献，是亲历中国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们观察的视点和重点往往与国人不同，因而能够传达出某个时代的另一幅画面或另一种声音。将这些文献作综合研究，再将西方传教士写的中国见闻综合研究，最后比照综合，既可以编纂一部“国史外徵”的文献集，也可以形成例如“东西方视野中的中国”这样的研究课题。二十多年前钟叔河编有《走向世界丛书》，那么这套丛书可名为“世界走向中国丛书”。
（三）《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编辑。《集刊》是世界范围内唯一面向域外汉籍研究的高水准学术刊物，目前每年出版一辑。该刊的宗旨是“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见“发刊词”）。《集刊》提倡的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希望通过中外学人脚踏实地的进步，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商贸、民俗、交通等方面取得切实的成果，促进域外汉籍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与成熟。
在这次访谈结束时，张伯伟教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是一片全新的学术天地。”在《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发刊词”中，他也写下类似的语句：“在中国学术界，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而王小盾教授在编纂《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时，将越南汉籍与敦煌文献类比，认为“一旦把越南古籍整理出来，用为学术研究的依据，那么它必然会像上个世纪的敦煌学那样，推动典籍与民间遗存的比较研究，冲击着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古代语言、古代学术、民族史等众多学科。显而易见地，通过一百年前的那个敦煌藏书洞，我们可以逼真想像越南古籍的性质和潜在影响。”（见王小盾《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序”，第39页）两位学人凭藉治学心得和学术感觉，想像域外汉籍研究的图景，这也许就是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的“预流”。“古来新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域外汉籍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就已显出惊人之气象，“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无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5页，第69页）这是王国维在八十年前总结中国学术发现时说的一段话，今移用于域外汉籍研究，也很恰当。
卢作孚研究的重大进展
■ 严家炎 卢晓蓉
西南大学张守广博士编著的长达四十万字的《卢作孚年谱》增订版（以下简称《年谱》）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部《年谱》是在作者三年前出版的同名年谱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和订正而成的。增订后的《年谱》无论在史料的占有和鉴别，或是在内容的整理和扩充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是卢作孚研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相信也将引起史学界及出版界的关注。
一
增订版《卢作孚年谱》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占有相关史料的充分和详尽。据不完全统计，《卢作孚年谱》增订版对第一版所作的订正、补充达五百多处，字数则增加了将近一倍，而且还选录了13篇卢作孚先生的佚文。从《年谱》正文几占五分之一篇幅的大量注释便可看出，它几乎涉及了所有与卢作孚及卢作孚研究有关的重要书籍、文章、传记、回忆录及档案资料等。不仅有官方的各种史志，也有大学和研究机关的各类文集；有朋友、同人的回忆录，也有亲属的“口述史”；有大陆档案馆的历史文献，也有台湾、香港地区及其它有关国家的文史资料；有学者的完整著述，也有报纸、杂志的零星报道。近年来出版的新书，如《卢作孚研究文集》《卢作孚追思录》所涉及的若干资料，也为作者所关注和采用。而卢作孚本人留下的大量文字，包括专著、时评、讲话、演说、电文、会议发言、来往书信等，在《年谱》中更有诸多引述。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第二手资料，而是付出极大的努力，尽量发掘和整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由四川大学经济系和长江航运管理局长江航运史办公室编撰出版的《民生公司史》，应该是当前研究卢作孚与民生公司比较权威的著作。《年谱》作者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但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不辞辛劳地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发掘出大量有关卢作孚创建和经营民生公司的珍贵资料，包括公司历次朝会、周会、董事会的内容，来往书信、电报、公文，公司内部刊物及各项重大活动的记录等。《年谱》中收录了一份附件，即1950年8月10日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与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就是作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的。这一份协议原件比《民生公司史》刊载的同名文件更为详细和完整。
《年谱》增订版还披露了一些过去未曾公开或未被注意的史实。例如，《年谱》刊载了从台湾档案馆抄录的几封蒋介石写给卢作孚的亲笔信件，其中一封披露了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卢作孚率团准备访问欧洲而作的具体部署（此次行程后因抗战爆发而被取消）。又如，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的不公开机构大本营在南京的富贵山成立，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内设六部，卢作孚为第二部（掌军政）副部长，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制定。抗战中，卢作孚除了组织指挥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立下不朽功勋以外，还于1940年8月临危受命担任过全国粮食局第一任局长，主持完成了征调军粮、民食，以消除抗战初期粮食恐慌的紧要任务。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初版《年谱》曾引述过台湾学者简笙簧的有关论文。在新版《年谱》中，作者对此又查阅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并作了重要补充，使卢作孚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凸现出来。
重视第一手资料原本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对于编修《卢作孚年谱》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一来，在“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卢作孚被列为“批判对象”，有关资料不是被销毁，就是长期封存、无人整理；二来，卢作孚一生经历甚丰，仅就他的两大主要事业，即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三峡试验区的创建历程而言，所需查找的资料就以千万字计。除此之外，卢作孚还亲自参与创建并主持过大大小小七十多个岸上企业和附属设施，涉及到发电、自来水、造船、铁路、煤炭、钢铁、建材、机械、纺织、贸易、银行、保险、教育、科研、出版、文化等多个领域，与之相关的史料更是不计其数。同时，在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他还多次出任政府官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