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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要回到华亭路来采访，我想知道小时候没有看懂的东西里到底有着怎样的含义。
站在华亭路上，看到多年失修的院落里，那株我小时候偷采过的丁香树，又满枝满树地开着花。那花紫紫的，硬硬的，又小又瘦，越来越像野生的了。
洋铁皮房子里的旧货店，如今搬到拐角上去了，那大约是原来的一楼，只是多年以来房基下沉，一楼的门陷在人行道之下。像三十年代人们在淮海路上开的店常做的那样，他们也在黄色的砖墙上支出一块黑色铸铁做的椭圆牌子，用遗有欧洲风格的曲卷枝蔓的铸铁环绕着的，是他们的店名：新新旧货店。
店里的光线像在洋铁皮屋里时差不多暗，旧货店里总是有那种气味的，那种闻上去干燥的、混和的并且生动的特殊气味。
两个外国人垂着金灿灿的头，在看玻璃柜台里面的中国玉。
然后我听沙沙的响声，间或还有扑扑的声音，愣了一会儿，听见有音乐传出来，才发现我又听到了老式的密纹唱片里的音乐，噗噗的声音，是唱针在唱片上划过的时候碰到了那上面的灰尘，一个瘦瘦的男人坐在柜台里翻一些封套发黄的唱片，那些歌星的脸，有一种隔世的甜腻与欢快，那是二十世纪中期的人脸和气息了，男人的头上打着凡士林，光滑得像冬天的山坡一样。
那瘦瘦的男人看上去面熟，只是头发稀了，脸上的皮肤松了、肿了一些，眼睛里还一样的有种孤独而敏感的神情，有时它会变化成陶醉，有时它又变成为不屑，或者刻薄。
他是我十三岁的时候，在少年宫合唱队时的合唱指导，合唱队的女孩叫他“安德烈”，一个苏联电影里的名字，那是个亲吻妻子，并说“面包会有的”的英俊男人。
我十三岁的时候，是七十年代的初期。那一年曾经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关闭的少年宫又恢复开放，我考进了合唱队，那一年我刚刚开始发育，人突然又瘦又高，笨拙得像一个长脚鸳鸶。
不久，我们的合唱队指导突然换了单位，临时找了一个新指导来管我们合唱队。新指导还没来，消息灵通的同学已经打探到了老师的底细。老师姓杨，是里弄里的社会青年。从前，他是教育学院音乐系的学生，“文化大革命”来了，他们班的同学统统分到山里的一个军马场里去，但是他不肯去，就留在家，管管街道里小学小分队的比赛演出。同学们坐在梯形椅子上传着这样的消息，以至于大家看他的眼光，在挑剔和崇拜里夹着一点轻蔑。
他站在一架旧钢琴那儿，手臂放在打开琴盖的琴上，他又高又瘦，蓄着略长一点的柔软的头发，他不像从前的指导那样笑嘻嘻地寻问同学的情况，一副与大家打成一片的样子，他只管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好像随时准备转身就走的样子，我那时也悄悄打量老师，他有一个鼻翼很薄的尖尖鼻子，使我喜欢，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因为那样的鼻子看上去很敏感，很聪明。
前排的一个同学悄悄回过头说：“这个人老卡拉（color）的，”那是一个上海殖民地时期用的英文词，意思是，很风流，很资产阶级情调，而最初的意思则是颜色很多，不单纯。
指导说要试试我们的声音和耳朵，他教我们用“咪——呀——”的发声唱一些音阶。他坐在琴前，按一个和弦，然后我们跟着那曲调唱。指导瘦长的手臂向我们非常漂亮地一挥，他阴沉的脸在那时也豁然开朗，变得充满激情，像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他的腿非常细长，膝盖又小又硬地鼓起来。坐在琴前面，比原来的指导不知道要合适多少倍。那使我们刹那之间就有了一种非同凡响的很专业的感觉，大家都伸直了脖子往高处唱，因为那时在孩子的概念里，谁唱歌能吊得高，就是谁唱得好，指导长长的手指做着一个Ｏ型，一边说“开口要圆，不要让声音扁掉。开口要圆。”
他的眼睛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久久地盯着我们，神情振奋，那是我们都看出来的事实，这使我们觉得自己还真不错。那一天临结束的时候，他宣布要比较系统地训练我们，给我们一些无词歌做练习：“这样你们的声音才能融合在一起，才可能有声部。”他说。
那天活动结束后，指导慢慢地收拾东西，让我们先回家。少年宫别的小组都已经结束了，一扇扇门都关得严严的，走廊变得又长又安静，走在里面，有种柔和但不真实的感觉。楼梯拐角的宽木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色植物，红砖的花盆和白色的圆窗，使我怀想一些过去了的美好事物。那些事物大都生存在想象中，像养在金鱼缸里的美丽的热带鱼。
这时候，我听到了有钢琴声从楼梯上沥沥流下来。一开始迟迟疑疑的，间断的，重复的，但后来就自如起来，畅快起来，短短如歌的曲调，一支接着一支，有时仿佛还有人跟着它唱歌，但细听，又没有了，好像是黄昏时分的幻觉。
我返回去，顺着楼梯走上去，从三楼通上我们合唱队的平台，那截楼梯由于通向平台显得有些荒凉，——没有木扶手，没有楼道窗，天花板也是斜斜的，那样的楼梯是我熟悉的，那个中午，我也是怀着一种猜测，一级一级走上通往顶楼平台的楼梯的。黝暗的楼梯上，钢琴声隆隆而来，的确有人跟着琴在唱歌，他唱：“乘着那歌声的翅膀，亲爱的，跟随我前往。”
大教室的门开着，是指导在那里弹琴，在那里唱歌，唱着一支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歌。他唱得不经意而且含糊，混合在琴声里如水流下，那真是奇怪的声音，许多年来，有时在红尘滚滚里回首往事，我想起指导那个黄昏的琴声，那歌声沉浮在琴声里，就像一双眼睛中的眼神。他瘦长的身体在他自己制造出来的音乐声里摇晃着，摇晃着，摇晃得像一棵水草在波浪里面。他唱：“那花园里开满了红花，夜莺在放声歌唱，玉莲花在那里等待，等她的小妹妹。”他的手指有时按出与歌声不合拍的声音来，这时，他的歌声就顿一顿，然后他重新哼唱一遍，手指又跟着弹第二遍。
在旧货店的旧唱机旁边，我的指导还在跟着音乐轻轻地晃动着身体，所有的岁月好像都像大水一样在我和他之间汩汩有声地退了下去，我的合唱队指导，二十年前的老师，还在同样的音乐里用同样的姿势摇晃着身体。
他看到我。我刚想张嘴，他又飞快地转开了眼睛。
这就是老师！二十年前的一天，我和王莲终于和老师混得熟了，得到了邀请，到他家去做客。在老师的写字桌上，我看到了一个用硬纸做的钢琴键盘，黑键白键，像真的一般大小，甚至还做了一块琴牌，上面用钢笔小心地描着一行外国字。那天我才知道，他爸妈在抄家之前，把指导的琴卖掉了。从此指导就在这个纸做的钢琴上练习手指。他的琴声就是他嘴里的歌声。当我和王莲惊奇地看那架自制的硬纸壳钢琴的时候，指导在我们身后一声不吭，他的阴沉而且恼怒的脸色，使那时的我心怀歉意。
一样的神情。
我走上去招呼他，他装作才认出我的样子，说：“这些年你成作家了，我看过你写的一些东西，发表在晚报上的。”
我点点头。
他又说：“你有王莲的消息吗？她到美国学声乐去了，一家人后来都去了，寄过圣诞卡来给我。”
我摇摇头，王莲自从我们离开少年宫上中学，就不再有联系了，当时却是知心的朋友。我看看老师的四周，他的身后有一个打开的旧纸盒，做得很精致的纸盒，里面的白纸都发黄了，白纸上搁着四把餐刀，刀柄上雕铸着复杂的花纹，寄售价是六百元。老师随着我的眼光看了看说：“这副刀卖得真便宜呢，你看看它的做工，是正宗的西洋产品，我看现在连他们也未必能做得出来。”
我听得笑了起来：“老师还是老样子。”
老师也微微笑了起来：“我很骄傲做，”他的鼻翼虽然由于年龄的关系变得丰厚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