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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他的眼睛非常诚挚。”她说，“一定是什么外力阻止了他，也许是因为五十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我是从共产中国出来的人，他在美军，他们不让他再和我联系。一定是外力。”
“你怎么想自己的一生呢？你的生活总是被和你毫不相干的东西打乱，国民党时代怀疑你为共产党办事，澳大利亚歧视华人，美国怕你是中国间谍，这些人为的东西使你改变，让你不能左右。而你，实在的，只是一个向往美好生活的上海女子。”
“但是我在这中间度过了非常丰富的一生。”她肯定地、赞赏他说，“现在，我常常在半夜醒来，我感觉到身上的血管流不动血，许多地方，是冰凉的，我想我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了。我很满意自己的一生，不后悔自己做过的事。”
她是失去过许多东西，但她还有许多。那不能左右的命运并没能剥夺她的生活。她的身上显示了上海女子单纯而顽强的一面，就是在最失意的时候，她也能现实地接受它，也能找到生活中的风花雪月，堂堂正正地享受它，漂漂亮亮地活下去，直到八十岁的白发上在春天午后的阳光下微微地泛出淡淡的紫色，吹拂在灰绿色的夹大衣领旁。
郭家小姐
她走在我们三个去看望她的女子中间，在一个初冬的中午，我们一起去吃午饭。
我们和她说着英语，因为她是教英文的家庭老师，也因为她更习惯于说英语，即使是在中国生活了七十年以上，她还是这样。她的声音厚而结实，很柔和的胸音，与上海的老太太的声音有些不同。我想起来屠格涅夫对女子的声音的形容。而在九十年代末的上海，屠格涅夫实在离得太远，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他和他书里的那些女子。
在干净的大弄堂里，遇到一个中年人，他特地从脚踏车上下来，和她说话，也是英文。他温文有礼地俯眼望她，像一个绅土。她八岁随全家从澳大利亚到上海，她的家族在南京路开了永安公司，这家大百货公司标志着华人资本家在上海开始有了地位。而她被送到中西女校读书，那时她说着一口澳大利亚英语，把A这个发音发得很大。而现在她的口音里不再有那个A的声音了，是在中西女校的时候校正的呢，还是在后来的燕京大学时代教正的，她自己也没有留意。
她响亮而流转他说着，时常突然停顿下来，喘上一口气，有点像急着要说什么的孩子。
她的眼睛仍旧是明亮的，而且是柔和地闪着光，而不像老人们会有的那种明亮到锐利的眼神。有的老人眼睛也是明亮的，像一把飞刀，直逼向别人内心阴暗的那一部分。
她个子矮小，微微仰着脸，雪白的头发曲卷着，穿着一件明亮的蓝毛衣。
她的眼尾长长地向上弯去，很华丽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她六十年以前的相片，披着长长的婚纱的，脸上能看出来一个富家小姐的矜持与纯洁，以及美丽。那张相片现在没有挂在她的家里，她家斑驳的墙上挂着她从外贸公司光荣退休的证书，她的婚纱照片被放在她的一个美国朋友家的桌子上，她的朋友热衷于收集上海旧货和上海历史，把她的结婚照片夹在一个质地精良的旧镜框里，放在一百年以前的上海救世军徽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流落到上海来的瑞士银壳子怀表以及一小块非常精美的顾绣披肩一起。她的脸上并没有笑容，可那是一种很自在的神情，眼尾那样长长地向上弯过去。
我们告别中年人，继续向餐馆走去。然后，我们三个走在她四周的女子，都发现，我们像是三个男子，我们粗声大气，笨手笨脚，面容坚韧，慌慌张张，而她不是。她八十岁了，但依旧洋溢着女子的爱娇与精美。
像她这样的女子，在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新中国，会有多少妒忌和仇恨产生的故事紧紧相随？
从前她有成群的仆人照顾，后来她有十年时间要用二十四元人民币养活自己和孩子，她的儿子在大学里读书，每个月最低生活费是十五元，她要花三元钱买月票，所以，那时她每月的生活费是六元钱；
从前她住在江苏路延安路上的一栋大房子里，有几十间房间，和一个大花园，那是她长大的地方。后来她住在定西路的棚户区，是一间亭子间，没有厨房，没有水，没有厕所，她用脸盆接水回到房间里洗，然后出去倒水；
从前她去法国总会玩，那时候在法国总会吃一顿大餐，给侍应生的小费是五元，可以供一家人吃一个月的大米。后来她晚上下班以后，总是路过八仙桥那里的一家吃面的小饭馆，油腻的大玻璃窗上热气腾腾的，想要在小饭馆里吃一餐面，站在红漆的木头柜台前，算了自己每天可以用的开销，才知道自己只能买八分钱的阳春面；
从前她被家里人逼着学习做一个上海的富家小姐，她学钢琴，学骑马，学开汽车，有一次她的第一个未婚夫从国外为她带来了新式丝袜，对她赞美了一句美国丝袜的结实，说：“这袜子能穿几年不坏。”她就和他疏远，以至断绝。因为她想，这个人居然要我几年只穿这样一双丝袜，这么小气。以后她有好几年到上海郊县挖鱼塘，几年以后，她手指所有的关节都走了形；
她一生中，这样戏剧化的起落不胜枚举，听着这些故事，我在自己心里常常捉到一种感慨，并不是不平，也不全是怜惜，而是一种吃惊和旁观的笑意。要是她像她的老熟人郑宪那样，对自己被剥夺了成箱的丝绸，成栋的洋房，高人一等的生活有无穷怨怼，也许这种感慨就更倾向于幸灾乐祸，而她以大家没想象到的坦然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经历一贫如洗，一任丈夫死于看守所，因为在她家花园的树下埋了一把当时无法处理掉的枪。另一任丈夫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死于癌症。她长期被社会歧视，以二十四元的收入照顾一个工程师儿子和一个跳芭蕾的女儿长大，她自己长长地活下来，烫着整齐的银色短发，而且偶然穿起长裙，将手臂向身后弯起，撑在后腰上，微微抬起下巴，依稀还有从前的华美。说这些事时，她的脸上也浮现出笑意，一些自嘲，一些惊叹，还有一些顽强的宁静。于是，坐在她对面，我心里的感慨有时就是尊敬，养尊处优的人，也可以有坚韧的耐力。
现在她独自住在上海的一条安静的大弄堂里，以一个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和家庭英文老师的授课费生活，还保留着喝下午茶的习惯，在她家靠窗的小圆桌子上，放着曲奇饼和茶杯，那时也曾说起她在没有烤炉的情况下，怎么用锅蒸自制蛋糕，她至今喜欢自己做蛋糕，那是七十年前在中西女校学习来的。
她有一间套卫生间的房间，用写字桌和椅子把房间隔成了卧室区和会客区，屋子里有一个漆成绿色的简陋的餐具柜子，她请我们下午吃蛋糕时从那里拿出一些形状各异的老式叉子。不知道是不是从她那大房子的家里保留多年辗转传下来的。
她说，有一次她梦到“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在梦里，她想到自己的孩子，她焦急地想他们该怎么办，然后她醒来，夜很安静。她问自己要是现在“文化大革命”又来了。她怎么办，她发现自己还能再承受一次。然后她想到在美国的孩子，她想既然自己能再承受一次，那她的孩子们一定也能再承受一次。
她说，要是她一辈子安安静静在延安路上的大房子里度过，她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原来能坦然承受那么多生活里的崩塌，这一辈子，她的生命使她懂得自己原来是坚强的人。
她指着她家族一九四三年在大房子前的花园里拍的一张合家欢说：“这里的人，十八个人，只有我和一个晚辈活着。其他的人，大多数跑到国外去了，可也都死了，”
为什么她能活下来？
照片上她的小哥哥，穿了深色的西装，白色的长裤和镶拼皮鞋，是从前上海富家少爷的样子，机灵，时髦，温顺与不羁，他继承了永安公司，在一九五三年逃往国外，将办公室里自己留着的手枪交给妹妹，后来成为妹夫的一条主要罪状。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去世。从前他是一个玩遍上海所有高尚时髦的人，他曾经推动他美丽的妹妹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