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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时隔三十九年，我看到了抄在五十年代笨拙结实的红色笔记本上的《莎士比亚研究》，张可翻译的大部分，王元化做了全书的润色和校阅，并写了五篇译文题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合作。外面在反右，在全国性的三年自然灾害，没有思想的空间也没有鸡蛋，因为这些翻译的文献完全不可能出版，所以他们把它抄写在两大册笔记本上，每一页都尽量工整地标出了阿拉伯数字的页码，就像一本真正的书一样。那天傍晚，谈起了这两本笔记本的故事，王元化说：“和张可一同在莎士比亚的艺术世界里邀游的日子，是我们一生中美好的回忆。”在没有思想也没有鸡蛋的日子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流的精神生活。
由于极度缺乏营养，王元化得了肝炎，由于张可和家里人一起四下张罗到了足够的黄豆、鸡蛋和食糖，使他一个月身体就完全恢复，可以继续读书和翻译，并常常督促他自己下馆子改善营养。而后王元化的眼睛因病突然失明，那时正是他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的高潮，张可为他找来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他八十岁的老父天天步行来，为失明的儿子阅读资料，笔录口述，有八大本之多。
李子云曾说，要不是王元化经历了五十年代的那场坎坷，退守于一个清一色知识分子的温暖家中，他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中西并进的大学者。
现在，这两本笨拙而结实的笔记本将要被出版，笔记本也将送往上海图书馆被名人手稿室收藏，而张可已经于二十年前中风，抢救过来以后，完全丧失阅读能力。她看不懂她在无望的日子里与丈夫愉快地翻译过的书了。
我想起了张贤亮的《牧马人》，那个纯朴的红衣女子以她的大白馒头和爱情拯救了一个读书人。许多人非常感动于这一点。而张可，则悉心地看顾了王元化的身体，灵魂，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她不光拿来了鸡蛋，还拿来了莎士比亚的广阔的智慧的世界。王元化在他的家里，从来不是偶像，也从来不是贱民，他是一个有着恰如其分的尊严的学者。他仍旧保持着他的生活方式，冬天插梅，喜爱鲜花，虽然面有晦色，可穿戴得体。有很长一个时期，敏感的王元化几乎断绝了所有朋友的往来，可是，他的精神上并不十分寂寞，他有张可。
那时张可仍旧常常参加学校的外事活动。六十年代时，来了外国人在上海是希罕事，上海女子的内心不能改变对外国人的好奇和好感，总喜欢多看他们两眼，因为他们来自于一个更华丽的神秘世界。而戏剧学院的女职员们放下手里的工作要多看两眼的，并不是来访的外国人，而是陪同他们的张可老师，那个优雅的、美丽的、从容的女子。她们隐隐知道她的家庭很不幸，可她们在她身上看不到局促和苦楚。以她一惯的低调，这似乎并不是对自尊的保护，更像是她并没有十分耿耿于怀她丈夫地位的变化，也许她会以为两个人在一起翻译莎学的日子是美好的，带着另一种自由的气息。
一个温情主义者并不是没有思想锋芒的人，她亦可以是浮摇于绿色污水中的不沉的莲花。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元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
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再次被隔离审查。离开家庭以后，王元化的心因性精神病复发，比一九五五年的那一次更重。他在奉贤农场的田野里狂走，在一条不知名的小河滩上看到了一些螃蟹，亦举石悉数砸烂，以驱赶心中的不平和痛苦。失眠症日益严重。
这期间张可因是王元化夫人也被非法隔离，连因高血压晕厥也不准看病，落下严重的病根，导致一九七九年的严重中风，此后读写俱废。
那是更加漫长的艰难时世，看上去没有尽头。我那时是个小孩，不认识王元化一家，也生长在一个由学生向往革命而成为老共产党员的家庭，我的父亲也有严重的失眠症，和王元化看病的是同一家医院，同一些医生，大概也是吃的同一些安眠药，老式安眠药损坏肝脏尤甚。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也是去的奉贤干校。我父亲养猪，常常穿着黑色的高筒套鞋，因为靠着海滩的地方是潮湿的。父亲在干校最痛苦的是集体宿舍不能安静，一旦被同屋吵醒，又不能吃过量的安眠药，就一夜夜的静待天亮。记得每个月他们从干校回家休假的那几天，总是有一辆大卡车载他们回家，绿色的卡车屁股上沾满了黄白色的尘土，一些蓝衣人风尘仆仆地高高跳下，我的父亲戴着有檐的布帽子，他取下帽子的时候，我能看见他额头上被帽子勒出来的一道深深的皱纹。
在许多年以后的今年，听王元化简短他说起那些的时候，我想起了父亲的脸，那时王元化的额头上也会有被帽檐勒出来的皱纹吗？这次磋跎就是十年，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而对他们来说，是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好时光。
我的妈妈也很美，但她很脆弱，她对我和哥哥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不要再给你们的爸爸找任何麻烦。”她常常早上没有起床的时候躺着听早间新闻，要是听到一点点指桑骂槐的句子（在那时它们多得不能数），她就把身体向灯下那小小的半导体凑过去，脸上刹那遍布担忧与紧张。妈妈从来不喜欢听新闻，可是她准时听新闻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一九八二年。那一年，我父亲离开他的岗位成为顾问，妈妈的早上从此只注意天气预报。不知道张可，她是不是在那十年里就像我的妈妈一样？他们比我的父亲，处在更加险恶的地方。
我们家，从此不再有花了。
听李子云说，王元化的少数几个好友去他家的时候，还是能看到张可温情而情爽的笑容，还是能吃到很正式地用大盘子装了上桌的意大利红烩面，口味纯正，只是少了忌司一样。新年的时候，他们家里还供着清香彻骨的梅花。在某个秘密的灰尘滚滚的角落里，还保藏着泰纳《莎士比亚论》的译文。王元化那被钱谷融称为“像梵高一样的”眼睛，更多地闪耀着真挚和爱情。
没有人知道——甚至是王元化本人——张可付出过多少，才得到这样一小块诺亚方舟。
王元化说：“她是仁慈的，超凡脱俗的。”
我们的这个长故事说到这里，那个六十年以前出演奥尼尔笔下小市民的罗兰夫人的美丽女子，仍旧是一个冰雪洁净的人。富裕的生活，得意的生活，愁苦的生活，屈辱的生活，什么都没能使她的心灵变质。她独立在上海的漫长生活中所有能使她变脏的东西之上，成为一个人格优美的莎士比亚专家，现在要是说起中国的莎学研究，人们还是不得不提起张可的名字。
如今，那个美丽的智慧的女子头发雪白，不能读，也不能写，我甚至无法和她深入地交谈，只是她端坐在那里，仍然散发着清凉的洁净的气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真正的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怎么回事，它是一颗阳光下的钻石，每一面都散发着不同的光华，被不同角度的眼睛看到。要是三十年代像音乐人所说的一样，她真的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人。那个细长手指上的皱纹像菊花的花瓣一样多的老太太，就是张可。
那个才情激昂的青年变得儒雅了，他说他有五十年的时间没有真正像他想的那样做学问，现在他感到自己上了轨道。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版了，他去书店签名售新书，那本来不是严肃的学问家的擅长，可人潮滚动。他因为学问的精深和仍能不断吸收与开拓，赢得了几代学人的尊敬。那个思路至今清晰奔放、可胜过他的年轻弟子、身上散发着老人身上难得闻到的淡淡清香的老先生，就是王元化。
当他们相对的时候，他们的眼睛里还是闪烁着活生生的、热热的爱情。
这个长故事里有大多的苦难和坎坷了，我说。“基督教的说法是，人生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王元化说。
“夸张了。”张可说。
皮克夫人
我是在维也纳见到皮克夫人的，她是现在著名的维也纳大学中文系最老的教授，为中文系工作了四十年，其中有十七年，她是整个维也纳唯一的中文老师。曾因为一生帮助奥地利人学习中文，她的学生遍及奥地利汉学界和外交界，而被奥地利政府授给共和国金质勋章。她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用英文和德文，教人中文。
那时我们一同坐在靠近维也纳森林的一个安静小镇上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