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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头顶上传来了一种焦味，那是灯泡把紧贴着它的报纸烤焦了，于是，主人爬上去，换一张新报纸，怕失火。那时我们喜欢不要在太亮的灯光下跳舞，一些是因为情调，另一些是因为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
我童年的时候，认识一个做过舞女的女子，她小小的个子，梳着长波浪，有巨大的屁股，走起路来摇摆有致。童年时我交过一些受到冲击的成年人，她就是里面的一个。从他们那里我学到许多东西并得到宠爱，让我懂得怎么和上一代人说话。我喜欢听她说她早先看过的好莱坞电影，她坐在底楼刷得发白的地板上，抽着劣质香烟，样子非常阿飞，那种带着些背景的妖娆真的迷着了一张白纸的小姑娘，只有当她为什么事破口大骂的时候，我才在她的脸上看到红尘。
后来，我去找她学习跳舞。她教了我狐步舞。在音乐里。她的身体突然迷人地软了起来，她侧着脸，扬起下巴，说：“这样，看着你的舞伴靠你这一边的耳朵，不要脸对着脸看，只看他的耳朵。”她只有一间屋，在小圆桌上铺着烫平的花布桌布，床上罩着条子泡泡纱的自制床罩，天光暗淡，穿衣镜变了形，使她的人影像一个大梨。她半环着手臂跳舞，抱着假想中的舞伴，真的是妖娆，她迈出的小步子，也真的是缠绵。我觉出了狐步舞里灯红酒绿的那种奢迷和一点点的色情。
这是我看到过的最好看的狐步舞。
我们这一代人可跳不来这么好看的狐步舞。我们是那些什么也没有看到的一代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巴黎已经成了偷偷流传的野史。外滩的夜晚黑成了一团，银制的刀又在旧货店的角落里堆着，一角五分钱一把，犹太大富翁的大理石宫殿的草坪上竖立着短发的刘胡兰像，百乐门舞厅成了红都电影院。我们都是从修道院里出来的清教徒，从诅咒里知道有一个花花世界。在我们跳狐步舞的时候，眼前滑过的，是一些幻想，一点点的奢迷，到闪闪发光的水晶吊灯照亮了红缎子的贵妃榻为止，一点点的色情，到黑色长裙背后的一大块雪肌被一只手轻拢着为止，我们在音乐里屏住呼吸想到它们，像在钥匙孔里偷看。
就是那张画里从朦胧的黄色的边缘表现出来的东西。
画画的人是我不认识的，当时在上海的万家灯火里，谁能知道有多少家的窗帘后，在开家庭舞会。刚刚松了绑的上海，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动，悄悄的家庭舞会有时会被警察袭击，报纸上把它叫做“黑灯舞会”，非法，是流氓行为的一种，阿飞。我以为只是一小部分人不老实，可许多年以后，渐渐听到我们那一代当时度过青春的人，都多少有同样的经历。
这画让我们回忆起那些寒冷漆黑的晚上的音乐，那些再也没握过了的洇着热汗的男孩子的左手。还有我的大学里的食堂舞会，在丽娃河边上的红顶平房里，因为食堂的地面不光滑，学生会的同学在上面撒了一层从食堂大灶上拿来的细盐，我在大学里的第一支狐步舞，是在细盐的沙沙声里跳起来的。我是第一届考进大学去的学生，许多人对我们这一届学生说，将来我们的前途无量。于是很容易就做了梦，从食堂的玻璃门那里，可以看到我们文科楼的罗马式大柱子，在暗夜的夹竹桃阴影里隐现。那是从前大夏大学旧址，我想象了一些从前风花雪月的大学生活。
后来，我路过的时候，就进画廊去看一看那幅画，它被挂在那里出售，像一个清纯的乡下姑娘独坐在荐头店里，等着人将她雇回家去，画廊主要的生意都是与台湾人和韩国人做的，他们要小幅的风景和异国情调的女子回家装饰墙面，他们看不懂这小小的黄色的油画。就像大陆以外的人，没在七十年代未度过青春的人不会懂为什么要喜欢邓丽君的歌一样。说起来，那可真是个上海少有的纯真年代。
“我来看看它。”我对朋友说。
“我也不急着卖出去。”他说，我们是同一时代的人。
我们一齐经历了穿毛衣跳舞的时代，又经历了穿呢子长八片裙和老式西装跳舞的时代，再经历了穿尼龙无跟袜和高跟鞋、用古龙水、去顶楼旋转咖啡座跳舞的时代，上海真正的又灯红酒绿起来，有时真的可以看到妖娆的女子了，欧洲的流行音乐排行榜当月就可以在上海音乐电台里听到了，可是，没听说有人再在家里开一个家庭舞会。
不是不被允许，而是没人再愿意跳狐步舞了。现在人的娱乐是唱歌，跳迪斯科，打牌，泡酒吧，吃饭，看半裸的俄国姑娘，听夜总会里什么话都敢说出口来的歌女献唱，加班挣钱，谈生意，上网，看盗版法国电影光盘。大家都在忙，上海彻夜灯火通明，又是一个不夜城了，连午夜的石门路，都会塞车。这不是一个奢迷的时代，这也不是一个空想的时代，卷起袖子来，速战速决吧。
有一个周未，有人请我去他家，说有一个舞会，老朋友在一起吃吃茶，跳跳舞，刚听到时惊喜他说好啊，好久没有跳舞了呢，可是那天终于是没有去，想到整整一个下午跳舞，觉得会累，也会无聊。
因为现在不会在一段舞曲里开无轨电车。红缎子的贵妃榻可以买来放在小客厅里，可是没有那么多时间倚在上面看书，将它放在那里，就像一个证明那样。证明在我们年轻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多么奢侈的时代，有过多么闲适的情怀和旖旎的心思。那个时代，在发红的暗淡灯光下，风情万种地独自跳着狐步舞。
后来有一天，我去画廊，发现那幅画没有了。被人买走了。
我的朋友看着我说：“你看，我还是个商人。”
“那个人是谁呀？”我问。
朋友说是一个在美国定居了的上海人，和我们差不多年龄，可他早早地谢了顶，想想，要是一片树叶子，落到地上，想要长成一棵大树，那有多少的不容易！那人说回去没有带什么东西，所以不用把已经绷好的画框拆下来，他能连框子一起带回去，他说，那黄黄的小油画，有着俄国画派的技法，是他找不到、留不住也忘不了的上海。
白皮时代的往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曾开过一个会，主题是译文与上海青年作家之间的关系，那天我边上的女作家穿了一双深绿色平跟凉皮鞋。会上的男作家发言踊跃，大都说到自己受到译文的极大影响，说到比起中国古典文学来，更认同翻译作品的感情、句式和那些由翻译家根据外文创造出来的词。会上的女作家相对地沉默，那双绿色的漂亮鞋子默默相叠，又放平，将平跟没到地毯里面，它的尖头像起飞时的747一样，斜斜地伸向前面的圈椅底下。那张椅子上坐着瞿世镜，重病之后犹有病容，他是伍尔芙专家。
八十年代疯狂阅读重版外国文学作品的那些日子，我们这些人，还没开始写作，外国文学作品像奶粉，中国翻译家是奶瓶，我们在喝。淮海路新华书店外面，买书的队伍一直排到思南路上，简陋的木头门里白炽灯放着淡灰色的光，灯下所有的人都面有菜色。重印的书，简朴而庄重，就像那时的人心。这情形曾把王元化感动得在街上流了泪。
那天我想到了在此以前，当淮海路书店的书架上一片红色，人们不能通过书店买到浩然式读物以外的文艺书时，我还看到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淡黄色封皮，黑字，或者蓝色灰色的封皮，黑字，因为没有封面的装帧设计，所以被称为白皮书。也有人称它们为黄皮书。《多雪的冬天》、《人世间》、《落角》、《爱情故事》，还有摘译丛书以及《世界史》。总是在紧急而紧张的气氛下读到这些书，那时我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在哥哥看完以后抓紧时间看上一遍，常常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在我看书是快的，像安徽饥民吃粥一样。
有一次问哥哥在看什么书，他说：“你到底要什么。”我说，我要知道你在看什么书。他还是问：“你到底要什么。”我以为他是在装聋，再问，他终于大吼着说：“书的名字就是你到底要什么。”等他晚上出去以后，我就开始看那本白色封皮的书，里面写到了苏联青年对社会的失望和他们消沉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