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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摇了摇手指，我也看不明白是威胁，愤怒，还是赞叹。
有一个男孩子来碰我的肩膀，说：“小姐，要好货跟我走。”他说着一边向四下里看，电影里的坏人，就是这样的。
先骗了他，说有大队的朋友在市场里等着，然后跟着他，走进一条特别小的弄堂，又拐进一扇黑乎乎的木楼的后门，扑鼻而来的，是陈宿的气味，然后，踩在真正摇摇欲坠的地板上了。他摸出来一个小小的碗，一个我小时候吃饭用的那种青花碗。
他说：
“少了一千，我是不卖的。我是湖南古墓里盗墓盗来的。你知道吗，要是政府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我说：
“就怕你拿了碗去自首，警察都不愿意关你到中午，还多给你吃一顿饭。”我们为各自的一肚子气，气得笑出来。
不一会，又有人来碰我，回头去看，是一个脸瘦而且黄渣渣的男人。他瘦而黄的手上，托了一个发黑的银茶托。他说：
“这是正宗的俄国茶托子，全是银丝编起来的。”那时候天光大亮，阳光从旧旧的房子间隙里射出来，照亮了细得像头发丝一样的银丝，“你知道的呀，罗宋革命的时候，有钱人都逃到这边来，介远的路，把这样的茶托子带过来，多少珍贵。那时候先父在上海做寓公，我家就住了白俄，还是从彼得堡来的有钱人，还是他们留下来的东西，他们说的可是最正宗的俄语，彼得堡口音的。”
我说：“真的啊？”
他说：“真的。那家的女人，穷得什么都没有了，还要用茶托子换钱，买酒喝。到酒吧里去陪舞，连短裤都不穿。”
我说：“说得那么吓人。”
他说：“你们这种年轻人，知道什么，一共只有一本《旧上海的故事》看看。你买了它，将来还要感谢我的。”
我说：“多少钱？”
他说：“我不说，你说好了。”
我翻起眼睛来看着他，也不说话。其实我也不知道该多少钱，从心里面，我不觉得外国旧货也可以算得上古董，这种东西，说不定到俄国去一看，遍地都是，像我姑姑厨房里腌菜头的瓷缸子，上面也画了中国山水古亭子，外国人看着希奇，在中国根本不算什么。
他说：“你说好了，我也是来玩玩的，不一定要卖，这种东西不比中国古董，这里没有了，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东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像白求恩一样，永远不会再有了。”
“你要多少钱？”我问。
他伸出细细的三根手指。
三千，这天杀的奸商。
他说：“三百。我看你斯文相，也应该是个读书人，才给你看的。”
这样逛到中午，市场渐渐稀了下去。慢慢的，许多人知道这地方好玩，到那里走一次，倒常常遇见好久不见的熟人，多是文化人，在那里逛。后来，市场延续到下午了。再后来，政府聪明起来，索性把那几条老街辟为市场，让小贩自己圈地为摊，市场收费管理。一旦合理了，小房子造起来了，戴了红袖章的管理人员像警察一样，在街上昂昂地踱着，中午时候穿了白衣服的女孩子，托着一个大木盘子，里面是摊主早先订好的面和酒菜，大声吆喝着从人群里挤来挤去，油香飘得人一头一脸，像赶集一样。
东西也不是单件的了，把一个红木雕花的书匣子和一个二十年代的朗生打火机放在一起，像考古学家在雅典地下挖出来的碎片一样。而由什么小工厂加工了十几件同样的假货，放在那里恬不知耻地卖着。也没有人再轻轻地拉你一下，告诉你什么他有要杀头的东西，一动，他拿出一张生产证明来证明自己不是批发来的东西。
再去旧货街，发现那里的老房子上，个个被用红笔批了一个大大的“拆”字，那个街区要改建了，老房子将没有了，市场当然也要没有了。那次去，带着一架照相机，爬到一个高处，想为流水一样失去着的地方照一张相，从镜头里望出去，最大的，就是那些红色的“拆”字。
弄堂里的春光
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走一走，应该要觉得很遗憾。下午时候，趁上班上学的人都还没有回来，随意从上海的商业大街上走进小马路，马上就可以看到梧桐树下有一个个宽敞的人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有的在骑楼的下面写着1902，里面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毗临的小阳台里暖暖的全是阳光。深处人家的玻璃窗反射着马路上过去的车子，那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
常常在弄堂的出口，开着一家小烟纸店，小得不能让人置信的店面里，千丝万缕地陈放着各种日用品，小孩子吃的零食，老太太用的针线，本市邮政用的邮票，各种居家日子里容易突然告缺的东西，应有尽有，人们穿着家常的衣服鞋子，就可以跑出来买。常常有穿着花睡衣来买一包零食的女人，脚趾紧紧夹着踩蹋了跟的红拖鞋，在弄堂里人们不见怪的。小店里的人，常常很警惕，也很热心，他开着一个收音机，整天听主持人说话，也希望来个什么人，听他说说，他日日望着小街上来往的人，弄堂里进出的人，只要有一点点想象力，就能算得上阅人多矣。
走进上海人的弄堂里，才算得上是开始看上海的生活，商业大街、灯红酒绿、人人体面后面的生活。上海人爱面子，走在商店里、饭店里、酒吧里、公园里，个个看上去丰衣足食，可弄堂里就不一样了。
平平静静的音乐开着；后门的公共厨房里传出来炖鸡的香气；有阳光的地方，底楼人家拉出了麻绳，把一家人的被子褥子统统拿出来晒着，新洗的衣服散发着香气，花花绿绿的在风里飘，仔细地看，就认出来这是今年大街上时髦的式样；你看见路上头发如瀑的小姐正在后门的水斗上，穿了一件缩了水的旧毛衣，用诗芬在洗头发，太阳下面那湿湿的头发冒出热气来还有修鞋师傅，坐在弄口，乒乒地敲着一个高跟鞋的细跟，补上一块新橡皮，旁边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个穿得挺周正的女人，光着一只脚等着修鞋，他们一起骂如今鞋子的质量和那卖次品鞋子的奸商。
还有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总是比较沉默，老先生喜欢有人和他搭话，听他说说从前这里的事情，他最喜欢。
弄堂里总是有一种日常生活的安详实用，还有上海人对它的重视以及喜爱。这就是上海人的生活底色，自从十八世纪在外滩附近有了第一条叫“兴仁里”的上海弄堂，安详实用，不卑不亢，不过分地崇尚新派就在上海人的生活里出现了。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由于上海小刀会在老城厢起义，上海人开始往租界逃跑，在租界的外国人为了挣到中国难民的钱，按照伦敦工业区的工人住宅的样子，一栋栋、一排排造了八百栋房子，那就是租界弄堂的发端，到一八七二年，玛意巴建起上海兴仁里，从此，上海人开始了弄堂的生活。
上海是一个大都市，大到就像饭店里大厨子用的桌布一样，五味俱全。从前被外国人划了许多块，一块做法国租界，一块做英国租界，留下一块做上海老城厢，远远的靠工厂区的地方，又有许多人住在为在工厂做事的人开辟出来的区域里，那是从前城市的划分，可在上海人的心里觉得这样区域的划分，好像也划分出了阶级一样，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彼此怀着不那么友好的态度，彼此不喜欢认同乡，因此也不怎么来往。这样，上海这地方，有时让人感到像里面还有许多小国家一样，就像欧洲，人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人，仔细地看，就看出了德国人的板，法国人的媚，波兰人的苦，住在上海不同地域的人，也有着不同的脸相。所以，在上海从小到大住了几十年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了解上海的，只是了解上海的某一块地方。
从早先的难民木屋，到石库门里弄，到后来的新式里弄房子，像血管一样分布在全上海的九千多处弄堂，差不多洋溢着比较相同的气息。
那是上海的中层阶级代代生存的地方。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有温饱的生活，可没有大富大贵；有体面，可没有飞黄腾达；经济实用，小心做人，不过分的娱乐，不过分的奢侈，勤勉而满意地支持着自己小康的日子；有进取心，希望自己一年比一年好，可也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