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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不进沃尔玛的大门，恰好是为抵制中国商品做了一次良好的热身活动，因为它卖的好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正式抵制沃尔玛之前，我就瞟过好多沃尔玛商品的标签。当然了，抵制沃尔玛和抵制中国商品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毕竟，抵制沃尔玛只需要一件事：握紧方向盘，加速开过它巨大的停车场入口处。可中国，遍布全美各大商场的货架，不光是大型超市，还包括那些香喷喷的小服装店，那些灯光柔和的百货商店，甚至那些晃晃悠悠落进美国人信箱的邮购目录。想要躲开中国，没那么容易。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5）
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才说。我看出我的沃尔玛手腕击中了凯文的某根神经，凯文的嘴唇似乎有所松动。他的眉毛恢复原位，眼睛还落在墙上，可他的耳朵开始听了。人质谈判专家会告诉我，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为我打动了他。要让他开口，专家会这么告诉我。凯文先前缩在沙发另一头，此刻坐起身，四下里环顾房间。我克制住手舞足蹈的冲动，等着他下一步动作。他掉过头，刚好迎上我的目光。
“咖啡机怎么办？”他问。
他说的是至今仍立在厨房台面上的破咖啡机。一个月前，它挣扎着挤出最后一杯咖啡，就再也没能醒过神来。它是我们几年前在塔吉特买的。我们都还记得这事儿，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中国把持了日用品市场。我们在货架前站了20分钟，翻检了所有包装盒子的标签—全都是中国制造。我们耸耸肩，选了台黑色的时髦款式，并附送一套8杯容量的咖啡壶。11月的一天早晨，它罢工了，但我们继续让它立在那儿，指望它能奇迹般地活转来。
连续几个星期，我们自己烧开水，把塑料过滤器放在咖啡杯上手动滤咖啡。我其实并不介意，倒是想起我俩登山野营时在轮胎上煮咖啡的情形。可凯文不这么看，而每当寒冷的早晨，厨房冷得像冰窖，我们迫切需要喝点热乎东西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地，跟他站到了一条线上。他问起咖啡机，是想知道，将来的替换品是不是还能选中国造的。
“现在才12月27日嘛，”我说，“还有4天才开始。”于是，我把他拉上了船。他转过头，凝视着客厅地板上的一片狼藉。他开始暗自盘算，趁着还有时间，该给我们满满当当的小窝再添置些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很想说，咱家都快满啦，可我知道他会还口说，不是还有地儿空着嘛。我紧紧闭着嘴，没时间争论了。他在脑子里列好了购物单，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口走去。我看着中国玩具、中国袜子和中国鞋在他身后翻滚，然后，门，咔嗒一声合上了。谢天谢地，我想，可下一个念头却叫我自己吃了一惊。有那么片刻，我担心起我们的前景来。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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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我正准备收拾地板上的空纸盒子碎包装纸，突然想起我还有个棘手的人要对付，也就是我老妈，她现在是一支老年希腊合唱团的成员。
她老人家今年已经71岁了，可那长舌好辩的性子至今不改。这脾气是她1951年上大学修读哲学时落下的。她最爱讨论的话题是旧约，她家后院的鸟儿，正确的英语文法，穷苦人受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黄金法则是她的最爱，要是她听到我的抵制中国计划，肯定会怀疑这事儿不符合黄金法则。她会以为我无事生非，柿子专挑软的捏。她保准会以此拉开一场华丽的争论。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会怎么想？”她铁定会这么开场。
接着她会停下来琢磨，我到底还是不是她生出来的女儿。
接着她会这么问：“是为了那些工厂里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工人吗？”
我老妈热爱全人类，而与人展开有关争论，是她热爱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绝没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对手。“谁关心他们怎么想？”这种话她从来不说。她关心每一个人的想法，尤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该她履行自己帮人纠错的职责啦。有一回，全家去码头旅行，那时我才八九岁，亲眼看见她跟一个光着膀子骑摩托的大块头争论他拳头里捏着的海星是不是跟犹太教的六角大卫星有一样多的角！天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7）
“那么是为了美国工人喽？为了那些因为中国没了工作的美国工人？”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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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这个星期都不上课，所以其后四天我们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满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让他们在屋子里头撒欢儿。苏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维斯蹬着一辆红色单脚滑车，车把上挂着铃铛到处跑，弄得我眼花缭乱。他围着餐桌打转，然后又一头冲进饭厅，小铃铛叮当作响。有好几次，他差点就碾到妹妹的光脚趾头，还有好几次，他当真碾到了我的脚趾头—而我只能徒劳无力地吓唬吓唬他。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快速堕落成当年发誓绝不要变成的那种父母：对孩子过度纵容，只要能给我五分钟安宁，糖果、电视任随他们使唤。
维斯又一次掉转方向。
“看着点儿！”我喊道。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8）
他呵呵一笑，飞快地跑开了。
如果不蹬车，他就守着新买的中国产无绳电话不放。他把子机发给每个人，连保姆都不放过，好随时观察我们在房子周围的举动。
“你在干嘛，妈妈？”他尖利高亢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个高音喇叭。我拿起听筒，用湿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话键。
“洗碗。”我边说边松开按键。
“哦。”他略带失望地回答。接着，不到五秒钟又问，“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我说。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在干嘛，妈妈？”
“喂狗。”
“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