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以理解为国家，或叫国家大事。既然是国家大事，自然由国君政客议商。要议商就要讲话，这对政客而言，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拿不负责任的话来开国家玩笑的事。
政客如此，国君更应该如此。否则，你那掌握国家国民生杀大权之嘴稍有“不慎”，就很可能招致其乱。当年周厉王暴虐施政，民众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大臣邵公虎听到国人的议论越来越多，进宫告诉厉王说：“百姓忍受不了啦，大王如果不改变做法，出了乱子就不好收拾了。”厉王于是下了一道命令，禁止国人批评朝政。还找来卫国的巫师，要他们专门刺探批评朝政的人，说：“如果发现有人在背后诽谤我，你就立即报告。”被卫巫报告者，周厉王就把他们杀掉。于是，国人真的不敢在公开场合里议论了。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嘴管住，即使在路上碰到熟人，也不敢交谈招呼。厉王见卫巫报告批评朝政的人没有了，十分满意，兴冲冲地告诉邵公虎：“我有能力制止人们的非议，他们再也不敢胡说了！”
邵公虎听了弭谤的经过，惊呼：“这是用强制的手段来堵住民众的嘴啊！”周厉王听了正要对他动怒，他却不慌不忙地进一步解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意思是说，堵住民众的嘴巴，其结果比堵塞急流直下的川水还要严重。河川被堵就会决口泛滥，即便有再多的战士抢险救灾，也肯定会伤害很多人啊；对于国民的议论难道不是如此吗？正因为如此，治水的人便要排除淤塞，使其畅通；统治人民的人便要引导民众，允许他们广泛地发表言论。
这就是典型的因事而论，视事而言。邵公虎通过类比的手法，以极其简练的三言两语，把“危国”事情的严重性解释得既得体又清楚（当然，这里也蕴含时机把握的分寸），使得这个以暴政著称的周厉王从中知得了“防民之口”所“利”与所“害”，不但不杀邵公虎，而且立即改正了自己的谬误。可见在关键时刻，视事而言分寸的把握有何等的重要！
也许有人会觉得前面所谈的事例离我们现实生活太远，“邦”也太大。殊不知即使你所处的是一个小小的团队，或是一个“三人制”家庭，同样也会有许许多多让你意想不到的事让你去面对，同样有你必须说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注意对事件本身的分析，你就很难正确地把握说话的分寸，你所处的团队或你建立的家庭很可能就因为你“不慎”之言而跟着倒霉！
嘴碎侃爷无金口社会上有两种人最讨人嫌：一种是漏勺似地嘴碎的女人；一种是没事找事胡吹神侃的男人。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是这帮人“说事”的天下。他们最大的共性，就是不管大事小事都能饶起舌来。在侃爷们嘴里，天下就没有他们不知的事，世上就没有他们不敢骂的人。他们碎些什么或侃些什么，用16个字可以概括：天南地北海阔天空支离破碎乌七八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以侃代乐，侃晕了拉倒。社会上有很多被歪曲了的事实，往往就是出自这号人之口。至于他们真正的能力究竟如何？天晓得！
碎嘴侃爷如果真的只会“侃晕拉倒”的话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还乐于对过眼之事指手画脚乱加指责。盖因“碎功”或“侃功”了得，所以一说起话来，总是让人听了备感窝火。听者一旦窝了火，双方就会出现磨擦，就会平生事端。比如前些日子，在江苏南京就发生了一起因侃爷碎嘴没事找事，结果双双挨揍的事件。
侃爷张某与其妻刘某本是从苏北到南京的搬运工。某天下午，夫妇俩将货物运到市第二果品市场。在等工钱的过程中，张某见货主不停地清点货物，难挨之嘴便痒了起来，他说了一句：“箱子都数不清，大脑少根筋哦！”话音刚落，货主就恼了，他回过头来朝着张某双眼就是一拳。站在一旁的刘某又再叨了一句：“你们不会讲话只会动手打人呀，这话要是你们的头儿说的，看你们怎样？”这下把在场的所有搬运工都惹火了，一起冲上来对张某和刘某一顿拳打脚踢，直打得夫妇俩鼻青脸肿。行凶后，这伙人迅速消失……
动手打人当然要受到谴责。但事出有因。因在何处？碎嘴侃嘴中伤他人。其实，现实生活中不知有多少人正是因为自己“嘴痒”爱碎嘴胡侃，而屡吃拳头或类似于拳头之类的亏的呢。我看他们没什么好抱怨的，要抱怨就抱怨自己愣有那张不知分寸、没事找抽的碎嘴侃嘴了。
要让说大话者闪闪舌头本来，爱说大话的人并不见得就是一无是处。按人们平常“该说话时就说话，该闭嘴时就闭嘴”的说法，有时候说点儿大话，还真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比如冯铨，他能“一心事二君”，老而全身退之，其功夫就全在一张嘴上，其中的大话自然是少不了。可见，说大话要看针对的是什么事，要先想好大话当说不当说。
在“没有什么话不能说”的当今时代，说大话差不多都快成为一种时尚了。只是人们在听大话之时或多或少地都学会了留根筋就是了，毕竟说归说，信归信，你要是不愿意信，说大话者也不会逼着你信的。问题是，许多事经人以三寸不烂之舌吹成了泡沫，竟还是不鲜见轻信者。
先看商界，例如国内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就有许多人不顾消费者把买房当作人生大事来抓的利益，毫不讲究视事的分寸，屡屡冲破道德底线，大量雇佣巧言令色、油腔滑调的说客，对所开发的房产进行“兑水”“注水”式的宣传，说大话，吹肥皂泡，搭花架子。然而这还不算最没分寸，更没分寸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向社会提供虚假信息，开空头支票，或借助同样有失道德底线的媒体，大搞无中生有的商业“炒作”，“以烂为菜”的污染炒作，甚至以报道为由的“新闻炒作”，狼狈为奸，坑害消费者。现在很多消费者算是被这些无分寸、无度的房地产骗售行为折腾怕了，因此大家对这一行业也就提高了警惕性和维权意识。人们的警惕性和维权意识越高，那些爱吹泡泡、讲大话、混淆视听的人的空间就越小。不是吗？
除商人外，人们最痛恨的恐怕莫过于官员说话不实事求是。比如有的官员官不大，口气不小，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答应。表面上，这些人好像是干脆利落、雷厉风行，结果什么事也没办成，实际上是一种不知分寸的失职。比如有的官员政绩平平，却也敢以吹出来的泡沫“政绩”向上级“交差”，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威信。
宋代柳宗元有一句名言：“言而无实，罪也。”柳公把那些无事实根据的话，也就是不负责任的话视为犯罪，真可谓谨记箴言。凡夫俗子也好，商人官员也罢，长于“说”并没有什么不好，关键是要实事求是，用“分寸”二字管好自己的嘴，惟其如此，你才会过得塌实、从容，而且也无需为哪天因为说话失了分寸而闪断舌头忧虑重重了。
对象是分寸的变色龙
韩非在《说难》和《难言》中指出，极富才智的人向圣贤的君王进言，也未必立刻就能明白接受，何况智慧的人向愚蠢的君王进言呢？由于双方认知的能力和条件存在一定差距，受言者自然不会接受。
无庸讳言，在中国古代，臣子的话只要君王不愿意听，轻则可被认为是诽谤、诋毁，重则要面临死刑之灾。因此，韩非认为，说话之困难，“不在于我的智慧能否使我有想法向君王进言；也不在于我的辩说能否申明我的想法；更不在于我能否敢于竹筒倒豆子似地把自己的想法无保留地表达出来。进言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言对象的心理。
“如果对方重视名节，我却用利益来进言，必然遭到对方卑贱的待遇而疏远之；反之，对方重视利益，我却用名节来进言，对方肯定认为我不务实际而疏远之；一个表面上看重名誉，心里却恋着利益的人，我用名誉进言，他必表面接近我而暗里疏远我；我用利益进言，他必表面疏远我而暗里亲近我。这真是进言者哭笑不得的尴尬处境啊！”
鉴于如上的论点，看人说话便自然地成为了古往今来众所赞同的说话准则。在这种准则下，同样一句话可能会出现两种表达方式：一是掐头去尾添油加醋；一是变换着词儿说。第一种毫无疑问是有意识地改变说话的目的，因此也是最容易失之分寸的；而第二种情况则比较复杂，需依据具体的语言具体定性。汉语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