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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一分钱，问为什么，她说了。元仙开了一个亲亲热热的玩笑：
“连一分钱也挂在心上，多‘小气’！”
还有比这更“小气”的吗？
一位顾客，心里有事，取货、算帐、付款之后，匆匆而去。她发觉他多付了两角钱，请小朋友追他回来。他迫不及待：“没有错！”
听她口算之后才服了。带着笑，道了谢，又匆匆而去。他不是说她“小气”，而是佩服她“细心”……
在这里“小气”、“细心”，显而易见都是褒词，那是她的严以律己的“心气”的自然流露。这样“议价”、“争秤”、“小气”的经商，比“文明经商”还要“文明”。她不仅没有在门上写这种标签，而且在内心里也没有当回事。听了表扬之后，她“轻描淡写”地一笑，潜台词是：“这些都是分内的事。”
赊销
当然也有分外的事。
新社会的国营、供销合作及近年兴起的集体、个体商店，都没有赊销之说。而她这个小店却开办了这项特殊业务：赊销。
塑料封面小本，有她手记的赊销账，别开生面：
挨家挨户写了户主的名字或尊称（一律没写姓氏）。大部分户主下面是空的，这是因为她打算他们赊，却从未赊过。一部分户主下面记的只是“0。15”、“1。72”之类数字，并未写赊的什么货及年月日，也没加什么收方、付方，还了账的在数字上划一条“杠”。有的户主派小孩来赊，也是让其自行取货……
“你放心？”我按“常识”提了这个愚蠢的问题。
她安详一笑，不假思索地说：
“顾客对我放心，我对小顾客更要放心……”这“更”字表明这位心地纯洁的姑娘对“小天使”的尊重。
这个每月平均营业额二百元的小店，月平均赊销累计就约百元左右。这对顾客是大开方便之门，对她却添了一些工作量，她可不在乎哩。
开店一年半，从去年起就不要大队给她的生活定额补助了。今年头五个月，月平均为家里增加收入十元，上交利税三元。她心上的那块石头落下来了：终于能够自食其力，能报国家和集体于万一了，也真能为乡亲们行一点方便了。
这个小小的个体商店，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橱窗！
她是谁呢？她就是湖北省黄冈县堵城公社马巷大队的残废女青年——罗桃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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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 4797
Title ：诚挚的爱
Author ：联海
Issue ： 总第 34期
Provenance ：羊城晚报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1913年9月16日，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岸。码头上，只有两个人迎接她。
三十来岁的男子首先迎上前去，热情洋溢地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我是你的姐夫孔祥熙。我现在这里度夏。霭龄本要来接你，但不久她将临床，不常出来。”孔祥熙伸手介绍站在他身后的孙中山，“当然，你记得孙逸仙博士吧！”
孙中山走上前去。
“啊！是的。”宋庆龄说。她的内心充满着对他的回忆……只是，他苍老了，显得憔悴、苍白。
宋氏家庭
宋氏一家，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家族。
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字耀如，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人。他舅父是个在美国经营茶、丝生意的侨商，膝下无子，过继了他。宋嘉树九岁时，便到美国随舅父生活。他得到美国有名的慈善家卡尔将军的帮助，在田纳西州凡德比大学神学院读书。1886年，宋嘉树回到上海，以他特有的背景，壮硕而健康的体格和美国式的开朗性情，开展了颇有作为的事业。这位年轻的牧师，协助建立中国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机构，亲手创建了上海福丰面粉厂、纺织厂，创办了美华书馆，出版了大量中译本《圣经》。
宋嘉树既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牧师，又是一位民主革命者。他看到祖国的危况，对中国革命也开始感兴趣了。1894年春，他在上海与孙中山结识，成了国内最早一批接受孙中山革命理论的人。
当孙中山还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准备到美洲宣传革命的时候，宋嘉树目睹中日战争清兵败退，列强占据旅顺口、威海卫，京、津陷于危境，他马上发函檀香山，催促孙中山回国。
孙中山在上海，经常住在宋嘉树家里。宋嘉树利用自己的身分，掩护孙中山。宋庆龄童年时代，见过孙中山。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英文秘书
宋庆龄由美国来到日本和姐姐宋霭龄又在一起了。
姐姐常常发现，庆龄呆呆坐着，凝视窗外的远方，陷入遐思。
21岁的宋庆龄刚刚大学毕业，要学成回国了。才识如何运用呢？追随母亲，为基督工作？追随父亲，改良中国？效法姐姐，由结婚而过舒适的生活？不！她内心蕴藏着一种秘密。她只觉得，中国革命在呼唤着自己，虽然她还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方式，但总觉得应该委身于这日增月盛的民主运动……。
宋庆龄正在出神，忽然不自觉地问：“孙先生可需要秘书帮助？你想，我在这里，可有什么用处？”
“是啊！你如果真要做他的秘书，我想你是可以的。”这几年，宋嘉树和宋霭龄都作过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只是宋嘉树因为肾病，宋霭龄与孔祥熙结了婚，才辞去了这个工作。宋霭龄注视着沉思的妹妹，缓缓地说：“他不久以前，还在物色人才。他所要的不是普通秘书，是要一个能帮助他撰写信札文件，准备书籍的秘书。我曾担任这事。……你要不要叫祥熙去代你说说？”
“好的。”宋庆龄说：“我想，他要我做的，我都能做，而且做起来一定会觉得很愉快。”
愿许终身
据日本外务省文件档案资料记载，宋庆龄在9月16日见到孙中山以后，半个月内，会晤孙中山达七次之多。
她帮助孙中山所做的工作，完全是争取平民的自由和幸福。从她代孙中山所写的文字里，就表达出对中国革命的激情。在她与孙中山共同工作的时候，她看到了革命的背景、目的、困难和前途。她深知这种工作的伟大，同时又开始感到，孙中山在他的理想主义里，是漠视了实际上的各种困难的。但是，在她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她的心更加倾向孙中山，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充分了解孙中山内心所怀的热诚。
可是，眼前的现实却又是如此严峻。不单是辛亥革命的果实给窃国大盗袁世凯掠夺了，而且，不少同志精神颓丧，革命力量分散，孙中山遭到通缉，真是困难重重。宋庆龄曾经好几次看到孙中山力不自持，疲病交加。她虽然还是一个少女，但她立刻觉得必须给以帮助。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可以帮助中国，而我也可以帮助孙先生。他是需要我的。”
宋嘉树患病，全家迁回了上海。
宋庆龄准备到上海省亲，却又拖延了许久。以至连正在美国读书的妹妹宋美龄也大惑不解。
“在我离开以后，假使你能把你的各种思想和建议记录下来，”在办公室，宋庆龄在动身回国前几天对孙中山说，“我回来后，可以把它们整理出来，详细注释后，再由你来修正。这样做，在我是十分方便；而你也可以省去不必要的工作。虽然信札的来往仍旧不能间断，不过那些事情，其他人可以管得了的。”
宋庆龄一面工作，一面说着，语调一点也不嗫嚅。
孙中山安静地坐着，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宋庆龄，问：“那么，你是准备回来的，是不是？要是家长反对呢？”
“我准备在两三个月后回来。”宋庆龄声音虽小，但是不容置疑，“我曾经详细地想过许久，觉得除了帮助你为革命工作之外，没有什么更使我快活的了。我可以设法解除你所受的困扰，帮助你工作，留意你的一切。我十分希望我能这样地献身革命。”
宋庆龄低着头，脸上充满了光彩。她轻音细语，然而在孙中山听来却是格外清晰。
“你是这样年轻。”孙中山痛心地说：“我已经几乎是一个老人，并且有一个年长的儿子。我自愧不足以胜任革命的领袖，而你竟愿在我这样困难的时候，委身来帮助我！庆龄，我自怪自己不应当让你再度接触饥饿、灾难——这种使人们一经受到便无法摆脱的痛苦。你能不能回到上海，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看看你的思想怎样？我目前不能接受你这一点。”
孙中山说话时，面色苍白，搁在桌面上的手也微微颤抖。
宋庆龄凝视着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