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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一边看一边细细琢磨着决议案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措词。心想，洛甫真不愧是中共的秀才，笔杆子。其间文字不管多么巧妙委婉，总要虚与委蛇地维护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千方百计肯定遵义会议的成绩。关于遵义会议，前不久他才与洛甫讨论过，遵义会议是否合法？他一直持怀疑态度，现在洛甫又在他“炮制”的决议案里大加肯定，并“扬言”“遵义政治局扩大会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以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的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党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在张国焘看来，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中国的西陲，在会师以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简直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共的错误政治路线辩护。
张国焘对决议草案有了这个基本看法之后，没有吭气，若无其事地转递给其他与会者看。但参与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博古、凯丰、邓发等人，一个个都回答说已经看过。张国焘心里一惊，立刻感觉到到会的衮衮诸公不仅
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他一人不知道罢了。看来这是毛泽东等人事先准备好的——欲以多数压倒少数的方式，强迫他接受意见的一场戏。他再审视大家的表情，除毛泽东在那儿抽烟，好像显得若无其事外，其他诸君较为严峻。他立即体察到会场的气氛有些紧张，不同寻常。
洛甫扶了扶眼镜，望望大家说：“请大家讨论，谈谈意见。”
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
毛泽东说：“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大大地增强了苏维埃革命的武装力量，展开了苏维埃革命伟大胜利的前途。两河口会议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陕甘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以此彻底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从而取得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然而，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接着毛泽东对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反对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长征途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给予充分的肯定与赞扬。同时肯定了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对当前的中心工作还讲了几条具体的意见。毛泽东还特别谈到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毛泽东着重指出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张国焘注意听着毛泽东的发言，留心他每句话的含意。他已经有所思想准备，心想毛泽东会含沙射影将四方面军特别是他本人“攻击”一番，这是他以扭曲的心态看人对事的一种必然反映。毛泽东的发言，很多地方他不能接受，本想起而反击，但回头一想，听听诸公的高论再说，看看他们还有些什么精彩的言论。
毛泽东发言后，没有人接着讲话。
周恩来因过雪山时受了风凉，是带病参加会议，精神有些不济，坐在那里间或还有点咳嗽。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双眉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讲完话后，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张国焘瞧瞧这个，然后又瞧瞧那个，心里不停地在打鼓：看来，今天我国焘是赴中共的“鸿门宴”了。
洛甫再次启发与会者发言，针对他的报告发表意见。
朱德讲话了，接着是邓发、凯丰相继发言。他们三人都赞同洛甫所作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特别是凯丰的发言里又提到张国焘所成立的西北联邦政府一事，三言两语又批评一通。
张国焘坐在那里，感到特别不舒服，虽不是如坐针毡，但心里颇感浮躁与郁闷，他耐不住了，在凯丰讲话之后接着说道：
“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之间发生的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我们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难事，我们在这里举行会议，就是为了获致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
大家点点头。张国焘停了停继续说下去：
“然而，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说清楚，
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一些不应有的言论。譬如凯丰同志著文批判西北联邦政府；洛甫同志著文批判南下是错误路线；更有人说张某人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某人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又有人说张某人自恃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还有人说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煞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等，凡此流言，完全把我张国焘描绘得不成样子，简直是一个大白脸了。。”
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姓毛的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张国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气力，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决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加少了。因此，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大家一听张国焘的这番高论，确实有“水平”，无非是在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同时，替执行路线的同志放“思想包袱”，好让这样的同志“反戈一击”。
张国焘还振振有词地说：
“这次会议，我们似乎不宜贸然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可以肯定一点，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我们今天之所以退到古西戎的番人之地，这失败的事实是谁也无法否定的。至于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如何厉害，也不能当作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依鄙人之见，主要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我看，苏维埃这面旗帜，还是暂时卷起为好。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是倒果为因。”
博古极不满意张国焘的这种说法，当即反驳道：
“国焘同志说苏维埃运动完全失败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其实，苏维埃运动的各项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又经过中共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决不能说它错了。我们的苏维埃运动，只是部分地区遭到了一些挫折，不能因此而否定。如果持有这种看法，是实足的悲观论调。”
凯丰也说：
“政治路线问题，已经在遵义作过结论，当时我的思想不通，经过半年的实践，我认为那次会议所作的结论是对的，现在没有再讨论的必要。”
毛泽东立刻插话说：
“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与否，也不能只由一、四方面军来检讨，即使有问题，也只有留待以后有条件时，大家坐下来再研讨。”
周恩来说：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不然，两大主力红军就不可能胜利会师。”
大家几乎是众口一词，肯定遵义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连陈昌浩都不好起来反对。因为会前陈昌浩和傅钟都看过洛甫拟的决议案，基本同意，没有提出更多的反对的意见，所以这时也不便为张国焘呐喊助威了。
张国焘感到有点孤立，看来他想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是个问题，于是避开这个一时扯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