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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对西方来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主要威胁的有用的堡垒，而是一个对付南方次一级威胁的可能的伙伴，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在那场战争中，土耳其通过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击伊拉克的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随后，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敦促尽快结束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这种制裁同时给土耳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威胁的意愿，与其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战中与苏联对抗没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认同问题，而冷战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引出了这个问题。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也是唯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资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请，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请在1993年以前不会被考虑。1994年欧洲联盟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申请。人们广泛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欧盟可能会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然后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其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欧洲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德国再一次不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反而把促成中欧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作为优先考虑。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联盟确实与土耳其一起协商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事宜，然而，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看来仍遥遥无期，其可能性还值得怀疑。
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而且为什么它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在公开场合，欧洲官员提出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尊重人权。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千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正如奥扎尔总统在1992年所说的，“土耳其的人权纪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洲联盟的虚构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但他补充说，“他们并不这么说”。欧洲官员也赞同欧洲联盟是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土耳其太贫穷，人口太多，太穆斯林化，太强硬，文化上太不相同，一切都太格格不入”。一个观察家评论道，欧洲人的一个“隐秘的梦原”是对“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和土耳其人直叩维也纳城门”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种态度导致了“土耳其人的一个共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而澳大利亚的亚洲也是这样，，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精英还不是非常热衷于这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党派争论的问题，自由党对此态度暧昧或者反对；工党政府也遭到了各类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大量批评。在选择亚洲的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精英共识。其次，舆论也模棱两可，从1987年至1993年，支持结束君主制的澳大利亚公众的比率从21％增至46％，然而，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支持开始动摇和减退，支持把英国国旗图案从澳大利亚国旗上去掉的公众从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官员1992年所说，“公众很难接受它。我时常说，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亚洲的一部分，但我无法告诉你，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
亚洲国家的精英对澳大利亚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欧洲国家的精英对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亚想成为亚洲的一部分，那它必须真正成为亚洲的，而在他们看来，即便有这种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亚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亚关于亚洲的言论与其相反的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说，泰国以一种亚洲人的“茫然的宽容”对待澳大利亚坚持它是亚洲国家的态度。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4年10月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个欧洲国家，……我们认为它是欧洲国家，因此，澳大利亚不应当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员。我们亚洲人不惯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他国家或对它们评头论足，而澳大利亚由于文化上属于欧洲，便感到有权告诉别国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是我反对（它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的理由。这不是由于肤色，而是由于文化。”简而言之，亚洲人决心以欧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样理由把澳大利亚排除在他们的俱乐部之外：他们与我们不同。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的局外人变成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入内。恰如马哈蒂尔所说，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冲突经常发生在下述问题上：澳大利亚信奉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并且还抗议实际上它所有的邻国政府对那些权利的侵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人们指出的差异还有特性、作风和行为举止。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的民族。这种文化冲突在保罗·基廷本人与亚洲人的交往中表露无遗，基廷把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具有挑衅和好斗”风格的“强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把政敌谴责为“渣滓袋”、“涂着香水的舞男”、“脑袋坏了的大傻瓜”。当论证澳大利亚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时，基廷常常以其惊人的坦率使亚洲领导人愤怒和震惊，并与他们发生对抗。文化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它使赞成文化趋同的人一叶障目，以致于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使那些他称之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基廷…埃文斯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
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廷一埃文斯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假如实现了这一选择，它将不会消除澳大利亚人的西方遗产，并且这个“幸运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既是基廷谴责的“国的一个分部”，又是李光耀轻蔑地提到的“亚洲的新的白色垃圾”。
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澳大利亚不可避免的命运。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实现脱离英国的愿望的同时，可以把澳大利亚确定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正如基廷的前任罗伯特·霍克总理曾试图做的那样。如果澳大利亚愿脱去英国王冠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