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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不可公开推广的。一旦公开，蚁民们就会睁开眼睛，看到新事物，想到新
问题，心也就会活起来。那可是对她的江山十分不利的。在戊戌一役，她是
得到过切实的教训的了。因此，尽管她自己玩得起劲，但对蚁民们还是不停
地痛斥“奇技淫巧”。连如意桶那样的好东西，也不肯推广。这就是用一张
“洋、名、古”“封、资、修”的大封条企图把一切外来的现代化新事物统
统挡之于国门之外的“妙策”的先河。
西太后往矣。这位“慈禧？ 。（共16 字）皇太后”的手腕，今天看来虽
然并不怎样高明，但她到底昏天黑地地搞了50 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大灾
难；60 年后她的私淑弟子江青给人民带来的是比她的前辈更为深重的特大灾
难。就这一点论，是青出于蓝的。在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江青也有了重要
的发展，虽然终于跳不出西太后的掌心。但人民到底也大大进步了，江青费
尽心机，也不过只捣乱了十年光景，连西太后的五分之一还不到。这样看来，
那可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1978 年10 月18 日
（注）水银比重较高，“粪落水银中”，未必能“没入无迹”。此成为
陶兰泉推测夸饰之词。
慈禧太后吃饭
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里有描写崇祯帝在宫里生活的内容。有的读者
读了很有兴趣，说写得好；也有人怀疑那真实性，觉得靠不住。这种议论都
不怎么经得起推敲。300 年前电影还没有发明，无法留下照相或纪录片来；
崇祯帝也来不及写自传。因此，这一切都是死无对证的，只好听任小说家来
编排。而小说家又并非历史学者，是不负绝对真实的责任的。
不过姚雪垠在有的文章里又曾谈到，他曾如何广搜史料，详加考证，表
示他的作品里虽有艺术的想象、夸张，但基本上却是不无根据的，看来，这
里是出现了矛盾了。而这矛盾又不只出现在历史小说上，举凡历史剧、历史
电影？ 。大抵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也读过一些晚明野史，就不记得曾看到过记述明朝皇帝怎样在宫里吃
饭、消遣？ 。的作品。太监刘若愚的《酌中志》里好像也不曾记。当然，我
的见闻寡陋，这是不能作为定说的。可是记载大官、贵戚生活的笔记就很有
一些可作为借鉴之用。如著名的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那一幕，就被
陆次云（？）描写得活龙活现。但那也不过是小说，随意想象得之也说不定
的。
看来，只能采取“折中主义”，从事历史题材写作的作家，当然要以想
象为主，但要尽可能有所依据，至少要采取谨严的态度，不要信口开河、闹
出笑话是要紧的。
因此，我对一些历史题材的电影有时就会感到有些不满足。好像有一条
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古装电影”，演员大抵穿了京戏或越剧的服装登场，
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明代，（清朝的服饰，大家倒还多少有些印象，因此较
为谨慎）一律乌纱、蟒袍？ 。古人固然比较“淳朴”，不像今人那样常常举
行时装展览，在服装上掉花样，但一套衣服两千年不变，那是谁都不会相信
的。类似的问题还多，风俗习惯，家具、用品？ 。都是难题。因此，写历史
小说，拍历史电影，都不是轻松的工作，不能完全采取以意为之的态度。不
过又不能太迂。现在出土文物日见其多了，可以考证确凿的事物也很有一些
了。如果事事照办，那就不得了。例如，桌子的出现晚得很，至少在战国时
代还没有，那么拍起屈原的电影来，如果死抱住历史的真实，屈原和婵娟就
只能在地上爬来爬去，要进行表演是困难的，摄影师也会感到头痛。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然也并不是不可解决的。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有时我们确实掌握了千真万确的历史实况，但如果
写进了作品，有些读者是会说你造谣的，或谓之恶毒的讽刺。
例如孟心史记陶兰泉回忆所见慈禧太后在火车上吃饭的场景：
太后在车中，停车进膳。皇上同桌，侍食于下，后妃立侍于后。传
菜从东南门进，即撤一菜从西北门出，如是川流不息，至膳毕止。太后
下箸，皇上亦下箸；太后以空碗分赐后妃，但见后妃就碗食之不已，不
知其果否下咽。太后箸止亦止。自皇上以下，侍太后食，手口若机械之
相应。想宫中无日不然，难乎其为日用饮食矣！
这里描写得极为生动，也是完全真实的。陶兰泉亲眼看见，都有些难以
相信。他怀疑，天天在宫里吃饭，难道都是这个样儿不成——嘴巴和手丝毫
不得背离太后的动作，要求完全合拍，堪称绝对服从的典范，令希特勒见之，
也必自愧弗如的。
这材料出于著名清史学者的著作，大约人们总是会相信的。但如有某个
作者，将这场面写入小说，那就非被当做“讽刺作家”不可，然而，岂不冤
哉！
上好的讽刺作品，往往不在讽刺作家的文集里，倒往往藏在历史记载中
间，近来我是愈发相信了这种意见。
1978 年10 月18 日
韩信的哲学
昨天晚上偶然翻阅吴江计默的诗集。计默是计东的儿子，也是清初的著
名文士，也是继承了父辈的遗民思想的。他的《菉村诗集》开首的三首《述
古》诗，就是明证。这是三首五古，述说的是张耳、陈余、韩信与田横的故
事。我们只要想想作者所处的时代，这些古人的经历，和当时的社会、民族
之间的种种现实矛盾，就能清楚地知道，这些古诗不只是借古喻今，简直就
是坦白地声明了他自己的态度，自然也希望朋友们和他一样，采取同样态度
的了。
这样立意明确的诗篇，而且就在开卷之首，清初那些奉命锻炼文字狱的
叭儿们竟自视而不见，轻轻放过了。可见乾隆皇帝所任用的是怎样一批无用
的狗才。
《述古》的第一首是：
陈余并张耳，于魏称名士。如何耳独王，余顾死汦水。吾闻监门时，
吏笞余欲起。耳也蹑之受，小辱无遽死。两人事成败，只此识臧否。不
见圯上翁，留侯为纳履。
张耳和陈余是好朋友，又同为魏国很有声望的人士。秦灭魏，悬赏捉拿
他们。他俩改变姓名到了陈，充当一名“里监门”的小卒过活。管他们的吏
因为一件小事要打陈余的屁股，陈余忍不住想站起来反抗，“张耳蹑之，使
受笞。吏去，张耳乃引陈余之桑下，数之曰，‘始吾与公言何如？今见小辱
而欲死一吏乎！’陈余谢之。”
这是很有名的故事，就见于《通鉴》卷七。诗人的意思很明白，他认为
有许多“小事”，是不值得用死的代价来计较的，因为这对整个的斗争事业
无益。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小不忍则乱大谋”，说的也不过是
同样的意思。
“小辱无遽死”，这虽然只是简单平淡的一句诗，给我的印象却极深。
特别是在经过了十年动乱之后。怎样才算是“小辱”呢？超越了怎样的限度
才算是“大辱”？十多年来，那么多革命老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以至几乎
全体中国人民，受的都是怎样的“辱”呢？许多人因为不懂这个“道理”，
站起来反抗，被迫害而死了。今天，在痛定思痛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保持清
醒的头脑，在看清过去的种种之后，不去纠缠某些个人恩怨，求得全国的安
定团结。那标准，我看也还是在于分清“辱”之大小。
在林彪、“四人帮”尽力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策时，有些人执行了甚至
是创造性地卖力地推行了这种“政策”。被迫害者所遭到的凌辱，就不只是
个人精神肉体上的，而且是有关党和国家的尊严的。有些可以“忍受”，也
应该忍受，张良给黄石公拾鞋子，韩信还乖乖地从流氓的胯下钻过去，都是
可以理解的。难怪计默要称赞他说“淮阴真国士”。绛侯周勃下狱以后，日
子也不好过，后来他不能不感叹地说，“今天我才知道狱吏的尊贵！”太史
公也只是用了这么一句话，就将老将军所受的全部凌辱写出来了，周勃也正
是忍受了这一切，才有可能建立后日的奇功。也是太史公所写过的那位李将
军（广）就差得远了，他也受过小吏的侮辱，一朝
重掌兵权，首先就将这小吏调到帐下，杀掉。因此，李广终于算不了一
位真正的英雄。
无论什么时代、什么阶级，是都要讲究斗争的策略的。鲁迅在30 年代就
反对过赤膊上阵、有勇无谋的许褚、李逵式战法，难道我们会因此而责怪鲁
迅的斗争性不强么！
不论是张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