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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员？”
“德国的警察部队属于党卫队元帅希姆莱领导。”
“这我听说过。”牧师的对话人微微一笑。
“这么说，您指的是保持党卫队的权力，您认为它有可能使人民摆脱无政府状态，从而遵守秩序？”
“谁提过类似的建议？我认为这个问题还从未讨论过。”意大利人回答说，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第一次绷着脸严厉地注视了牧师一眼。
牧师吓了一跳。他明白自己说走了嘴：这个非常仔细的意大利人会立刻抓住他不放，强迫他说出他所知道的有关美国人同党卫队谈判的全部情况。布吕宁曾给他看过谈判的速记记录。牧师知道，他不善于撒谎，他的脸色总能暴露他内心的一些想法。
然而，这个意大利人，作为杜勒斯情报处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到住所之后，沉思了很久，然后才坐下来写有关这次谈话的报告。
“要么他是一个完全无足轻重的人，”意大利人心想，“在德国没有任何影响，要么他是一个精明的侦察员。他不善于讨价还价，但是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不过，他最后几句话证明他知道同沃尔夫谈判的一些情况。”
第六节 1945年3月13日20时24分
凯特没有钱乘坐地铁。可是她急需乘车离开这里，随便去哪里找一个有炉子的地方。给孩子们换换衣服，然清用襁褓重新把他们包好。如果她现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两个孩子不久就会死掉，因为他们已经在寒冷中待了很长时间。
“那样还不如早晨就结束这一切好呢，”不知为什么凯特老是摆脱不掉这个念头，“或者呆在地下室里。”她心中的危险感变得有点迟钝了。她从地下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向四下瞧一瞧，便匆匆忙忙地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她不大清楚自己该往哪里去，怎样买票，把孩子放在什么地方待一会儿。她对乘务员说，她没有钱，她的钱全部留在被炸毁的住宅里了。乘务员埋怨了几句，劝她去难民收容站。凯特坐在靠窗户的位置上，这里不像外面那么冷。睡意立刻向她袭来。“我不能睡着”，她对自己说，“我无权睡觉。”
然而她马上就睡着了。
她感觉到有人推她，揪她的肩膀，但她怎么也睁不开眼睛。她现在很暖和，舒服极了，孩子的哭声也似乎离得很远，听来模模糊糊．
她恍惚看见一个古怪的五彩缤纷的东西，她不由自主地为那些枯燥无味、过于感伤的梦境感到难为情：此刻她正和一个小男孩沿着厚厚的蔚蓝色地毯走进一座房屋，小男孩自己已经会走路，抱着一个布娃娃；埃尔温、妈妈、在别墅认识的那个自称可以活一百万年的邻居老头儿，一起走出来迎接他们……
“太太！”有人用力推了她一下，使得她的鬓角在冷冰冰的窗玻璃上磕了一下。
凯特睁开眼晴。乘务员和一名警察站在她身旁；公共汽车里黑乎乎的。
“什么？”凯特把孩子抱得更紧一些，低声问道，“什么事？”
“空袭，”乘务员也低声回答说，“快走吧……”
“去哪儿？”
“去避弹所，”那个警察说，“让我帮您抱着孩子吧。”
“不，”凯特说，一边把孩子抱紧，“他们离不开我。”
乘务员耸了耸肩，但是没有说话。警察搀着她的胳膊，把她领进了避弹所。这里光线很暗，但很暖和。凯特走到一个角落里，两个男孩子从长凳上站起来，给她让了一个位子。
“谢谢。”
她把孩子放在自己身边，然后向在避弹所里值勤的希特勒青年队的一个姑娘请求说：
“我的房子被炸毁了，我连一块尿布也没有，请帮帮我的忙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女邻居被炸死了，我收留了她的女儿。可我什么也没有……”
姑娘点了点头，很快就找来了尿布。
“请拿去吧，”姑娘说，“这里是四块，我想暂时够您用的了。我建议您明天早晨去找附近的难民救济处，不过您必须持有您所在的区警察署和行政长官签发的证明信。”
“是的，当然了，谢谢您，”凯特回答说，她开始给孩子换尿布，“请问这里有水吗？有没有水和火炉？我想洗洗湿尿布，我这里有八块呢，够我明天用的了。”
“有冷水，我想还应该发给您一块肥皂。过一会儿您到这里来一下，这一切由我来办。”
两个孩子吃饱以后很快就睡着了。凯特也靠在墙上，打算睡一会儿，哪怕睡半个小时也好。“现在我什么也不想，”她对自己说，“我在发烧，大概在地道里冻感冒了…不，孩子们不会感冒的，他们包在毯子里，脚是暖和的。我先睡一会儿，然后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
她又出现了幻觉，但是现在的梦境很不连贯，幻影断断续续地向她飘来，蓝白红黑几种颜色迅速地在她眼前交替出现，她的眼睛很快就疲倦了。她依然注视着这些急剧交替的颜色。“大概，我的眼球在眼脸下面转动着，”凯特突然明白了，“这是非常明显的，苏兹达利采夫上校在学校里曾经这样说过。”她惊惧地从板凳上站起来。周围的人都在打瞌睡，远处还在轰炸，模模糊糊地听见高射炮的吼叫和炸弹的爆炸声。
“我应该去找施蒂尔里茨，”凯特对自己说，她惊奇自己在这样的时刻还能够平静地思考，思路清晰而且准确。“不，”她心里又萌生了反驳的意见，“你不能去找他。要知道，他们会向你询问他的情况。那时你毁了自己，也毁了他。”
凯特又睡着了。她睡了半个小时，然后睁开眼睛，自我感觉好了一些。虽然她忘记了她曾想过施蒂尔里茨，但她忽然清晰地想起一个电话号码：42－75－41。
“请问，”她用臂肘碰了碰坐在她身旁打盹儿的一个小伙子，“请问附近什么地方有公用电话？”
“什么？！”小伙子吓一跳，连忙站起来问道。
“轻点，轻点，”凯特安慰他说，“我问您，附近有没有公用电话？”
大概希特勒青年队的那个姑娘听见了她的声音，她走到凯特面前，问道：“您需要帮助吗？”
“不，不，”凯特回答说，“不需要，谢谢您，一切正常。”
就在这时，解除警报的汽笛响了。
“她问什么地方有电话。”那个小伙子说。
“地铁车站上有，”姑娘说，“就在旁边那个街角后面。您想给熟人或者亲戚打个电话？”
“是的。”
“我替您照顾一会儿孩子，您去打电话吧。”
“可我身上连一枚可以放进自动电话机的二十芬尼硬币都没有……”
“我救济您。请收下吧。”
“谢谢。离这里不远吧？”
“两分钟的路。”
“要是他们哭了…”
“我就抱着他们，”姑娘微微一笑，“请放心吧。”
凯特从避弹所走出来。地铁车站就在旁边。无遮无挡的自动电话机旁，几处水洼业已结冰，薄薄的冰凌闪着谈谈的亮光。一轮蓝幽幽的圆月挂在当空，洒下令人愉快的清辉。
“电话机坏了，”一名警察对她说，“被炸弹的气浪震坏了。”
“哪儿还有电话？”
“邻近的车站上有……您急需打电话吗？”
“是的。”
“跟我来吧。”
警察陪着凯特走下空寂无人的地铁车站，然后打开了警察值勤室的门。他开了灯，朝写字台上的电话机点了点头。
“请用吧，不过要快一点。”
凯特绕到写字台后面，在高高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拨通了42—75—41。这是施蒂尔里茨的电话号码。听着话筒里嘟嘟的盲音，她没有马上发现玻璃板下面压着她的一张大照片，照片旁边是铅印的电话号码表。那个警察站在她背后抽烟呢。
第十九章
第一节 不合逻辑的逻辑
此刻，除了缪勒的脖颈，施蒂尔里茨什么也没有看见。他的脖颈又粗又壮，毛发修剪得整整齐齐，从脖根到后脑勺几乎没有丝毫变化。施蒂尔里茨看见两条似乎标明头颅和身体分界的横向皱纹。不过，缪勒生得结实健壮，体格匀称，因此他的躯体与施蒂尔里茨周围的人的躯体极为相象。这些年来施蒂尔里茨居住在德国，他对周围的人怀有深深的仇恨；有时这种仇恨使他感到疲倦，他已经在这个圈子里工作了整整十二年。起初，他明确地意识到这种仇恨：敌人就是敌人。后来他渐渐地熟悉了保安局机关的机械式的日常工作，也就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从神秘的法西斯专政机关内部观察它的工作程序。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