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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施伦堡突然想道，“他，我们党的领袖，在卖弄字眼。我们把这叫做‘清洗’，可他把这叫做‘隔离’。这么说来，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而缪勒却应该受到保护。说实在的，我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居然把卡尔登勃鲁纳的名字留在名单里。不过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缪勒总是待在暗处，只有一些特工人员知道他，而卡尔登勃鲁纳现在是世界闻名的人物。名利思想坑害了他。而我受害的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对帝国有用的人。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你愈想成为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人，你所担的风险也就愈大；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无权把早已成为个人秘密的国家机密带进坟墓。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掉——突然而且迅速…像清除海德里希。我确信他是被我们自己的人暗杀的…”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被列为准备“隔离”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部属。第一百四十二人是党卫队联队长施蒂尔里茨。
缪勒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了，而施蒂尔里茨的名字却保留下来，这证明纳粹党的档案工作草率得可怕，充满混乱。鲍曼在疏散前的两天内作了关于修订名单的指示，但是匆忙中漏掉了施蒂尔里茨。这下搭救了施蒂尔里茨——不是逃避了鲍曼的代理人的“隔离”，而是幸免于施伦堡的亲信们的“清洗”……
第二节 1945年3月13日17时02分
“出什么事了吗？”缪勒回到地下室的时候，施蒂尔里茨问道，“我不知为什么心里很着急。”
“您做得对，”缪勒附和说，“我也着急。”
“我回想起来了。”施蒂尔里茨说。
“确切地说是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的手提箱上为什么留下了我的指印－－顺便提一句，她现在在哪里？我想，您会安排我同她会面，也就是说，当面对质。”
“她在医院里。很快就把她送到这里来。”
“她出什么事了？”
“她没出什么事。只是罗尔夫为了让她招供，对她孩子做得有点过火。”
“撒谎，”施蒂尔里茨明白了。“如果凯特真的招了供，他就不会让我在这里拖延时间了。他说的情况接近真情，但他在撒谎。”
“好吧，时间暂时还来得及。”
“为什么‘暂时’呢？时间完全来得及。”
“时间暂时还来得及，”施蒂尔里茨重复一句，“如果您真的对手提箱引起的这场忙乱感兴趣，我就回忆一下。这要使我增添几根白发，不过真理总是要胜利的——这是我的信念。”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请列举事实吧！”
“为此，您必须把当时在克别尼克大街和拜奥列特大街封锁区内值勤的警察全部找来。我在那里停留过，甚至在我出示了保安处的证章之后，他们仍然不让我通过。于是我只好驱车来到绕行道，那里也不让我通行，我被拥挤的车辆和行人堵在那里。我下车步行走过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到那里给施伦堡打个电话，可是两个警察拦住了我。其中一个警察很年轻，但是满脸病容，很可能
是个结核病患者。他同伴的相貌我记不清了。我向他们出示了证章，然后走过去打电话。那里站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我从瓦砾堆里把童车拿出来递给她，然后把几只手提箱挪了挪，使它们离火灾现场远一些。您可以回想一下轰炸之后找到的那只手提箱的照片。这是第一点。请您把发现这只手提箱的地点和那个女报务员居住的地址对照一下，这是第二点。请您把那些在封锁区目睹我帮助受害者搬运手提箱的警察们找来，这是第三点。如果我这些证据有一条是假的，那么请给我一支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我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我是清白的。”
“嗯，”缪勒嘿嘿一笑，“怎么办？让我们试一试吧。先听听我们德国人的意见，然后再同你们那个俄国女人交谈。”
“同我们的俄国女人！”施蒂尔里茨也嘿嘿一笑。
“好了，好了，”缪勒说，“别抓我的话把儿啦…”
他出去给警官学校校长、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尔维格博士打电话，而施蒂尔里茨继续分析局势：“他们纵然击败了凯特姑娘——刚才他专门提到她的儿子：他们可能要折磨孩子，而她经受不住这一点，但是，反正他们在某一方面遭受了挫折，否则他们会把凯特送到这里来……如果普莱施涅尔在他们手里，他们也不会等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拖延时间是愚蠢的，会因此而丧失主动权。”
“他们给您吃东西了吗？”缪勒回到牢房里，问道，“我们吃点东西吧？”
“倒是该吃东西了。”施蒂尔里茨同意了。
“我已经吩咐上面的人给我们送点吃的来。”
“谢谢。您通知那些人了吗？”
“通知了。”
“您的脸色很难看。”
“唉，”缪勒挥了挥手，“我能够活着就不错了。您为什么要狡猾地强调‘暂时’呢？‘暂时还有时间’。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您究竟是指什么？”
“当面对质以后我立刻告诉您，”施蒂尔里茨回答说，“现在对您说这些没什么意思。如果我的清白得不到证实，那就没有必要说了。”
牢门打开了。卫兵端着一个蒙着浆硬的白餐巾的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一盘肉、几片面包、一块奶油和两只鸡蛋。
“在这样的监狱里，而且是在地下室里，我倒是希望美美地睡一两天。这里甚至听不见炸弹的爆炸声。”
“您再睡一会儿吧。”
“谢谢。”施蒂尔里茨笑起来。
“笑什么？”缪勒微微一笑，“我说的是真的…我佩服您的沉着。想喝点酒吗？”
“不，谢谢。”
“您滴酒不沾？”
“我喜欢喝白兰地恐怕您是知道的。”
“不要认为自己可以和邱吉尔相提并论。我只知道邱吉尔最喜欢俄国白兰地。好了，随您的便吧，我得喝点酒。我的确感觉不大舒服。”
在侦察员霍尔托夫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缪勒、朔尔茨和施蒂尔里茨坐在顺墙摆放的几张椅子上。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斯曼打开房门，把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领进来。
“希特勒万岁！”警察一看见穿将军服的缪勒，便大声喊道。
缪勒没有理睬他。
“这三个人您谁也不认识吗？”艾斯曼问那个警察。
“不认识，”警察回答说，胆怯地用眼睛斜了斜缪勒的弗伦奇式军衣上的色彩鲜明的勋章绶条和一枚勇士十字勋章。
“您从未遇见过这几个人中的任何人吗？”
“根据我的记忆——一次也没有遇见过。”
“在轰炸的时候，被炸坏的房屋都封锁了，您在房屋附近值勤，也许你们匆匆见过一面？”
“来了一些穿军装的人，”警察回答说，“许多穿军装的人前来察看被轰炸的现场。具体情况我记不起来了…”
“好，谢谢。请下一个进来。”
警察出去之后，施蒂尔里茨说：“您的军装把他们弄得莫名其妙。他们只注意您了。”
“没关系，不会把他们弄糊涂的，”缪勒回答说，“我该怎么办？难道光着身子坐在这里？”
“那就提醒他们具体地点、”施蒂尔里茨请求道，“否则他们很难回想起来；他们每天在街上站十个小时，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人都长得差不多。”
“好吧，”缪勒同意了，“刚才这个人您不记得吧？”
“不，我没见过这个人。凡是我见过的人，我都能回想起来。”
第二个警察也没有辨认出任何人。一直叫到第七个人，才遇见那个满脸病容的年轻警察，看来此人是个结核病患者。
“您见过这几个人中的某个人吗？”艾斯曼问道。
“没有，我认为没见过…”
“您在克别尼克大街的封锁区内值过勤吗？”
“啊，对。对，”警察高兴起来，“这位先生向我出示了自己的证章。是我放他进入火灾现场的。”
“他要求您放他过去？”
“不……他随便让我看了看自己的证章，他是开车来的，我谁也不让通行。后来他走过去…怎么？”警察突然害怕起来，“如果他没有……我知道上头的命令——盖世太保的人到处可以通行。”
“他有权通过，”缪勒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他不是敌人，您别这么想。我们都在一起工作。他去那里做了什么，到火灾现场寻找那个产妇？他关心那个不幸女人的命运？”
“不……那个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