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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知道？！十滴。或者三十滴－－”
他在凯特身边蹲下，用手打了几下她的脸颊。
“女人要多长时间才能醒来？”罗尔夫问赫尔穆特。
“遇到这种情况，您母亲要多少时间醒来？”
“嗯…我母亲……那些混蛋想摆脱得一干二净，让我干这种讨厌的勾当…请给我火柴。”
“我不抽烟。”
“巴尔巴拉！”罗尔夫喊了一声，“把火柴也带来！”
巴尔巴拉拿来两杯水。罗尔夫喝下了那杯有点浑浊，颜色微蓝的水，他皱了皱眉，说：
“呸，真难喝。”
他点燃香烟，在凯特身边蹲下，然后撩起她的眼皮。瞳孔放大的眼睛仿佛在盯着他。
“她是不是死了？”他问，“过来，巴尔巴拉，您来看看……”
“不，她还在呼吸。”
“您想点办法。时间有限。那儿等着我呢。”
巴尔巴拉开始拍打凯特的面颊——动作小心翼翼，犹如按摩似的非常温柔。她从杯子里喝了一口水，然后把凉水喷到凯特的脸上。凯特长叹了一声。脸上抽搐了几下。孩子还像刚才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叫。
“您想想办法让他别哭！”罗尔夫吩咐道，“什么也听不见。”
“他饿了，要吃东西。”
“您怎么也象鹦鹉学舌似的这么说？！您以为只有您一个人才有善心啊！”
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叫着，他的尖叫声撕人肺腑。小脸憋得发紫，嘴唇苍白，眼皮哭肿了。
“走开！”罗尔夫把手一挥，赫尔穆特便走出房间去了。
赫尔穆特刚抱走孩子，凯特使苏醒了。孩子在哭叫，离这儿不远，房间里很暖和，这么说，罗尔夫还没有开过窗子。
“还是让我去死吧，”凯特悲戚地想道，“这样大家都可以得救，无论是孩子，尤斯塔斯，还是我。对我来说这是最好，最理想的出路……”
这时罗尔夫说：“我看，她恢复知觉了。”
巴尔巴拉又在凯特身旁蹲下，用两个手指弄开她的眼皮。凯特看着巴尔巴拉。她的眼皮不停地抖动。
“是的。”巴尔巴拉证实说。
凯特试着想继续装着昏迷不醒的样子，但她脸部的神信却暴露了：脸上恢复了生气，这是她意志所无法控制的，因为孩子在隔壁房间哭闹。
“够了，别装了，”罗尔夫说道，“刚才是真的，现在您休想耍弄女人的花招。您既然干了男人的事，就收起女人的那一套吧。巴尔巴拉扶她坐起来。听着！睁开眼睛！”
凯特一动不动，眼睛也不睁开。
“好吧，”罗尔夫说，“巴尔巴拉，放下她。我看得出，她听见了我说的话。现在我就叫赫尔穆特，然后把窗子打开，这样她就会睁开眼睛，不过那就为时已晚啦。”
凯特哭了。
“怎么样？”罗尔夫问道，“想好没有？”
他亲自把她扶起，让她坐到椅子上。
“说不说？”
“我要考虑考虑。”
“我会帮助您，”罗尔夫说，“使您不会感到自己是个变节者。”
他从口袋里拿出施蒂尔里茨的照片给她看，但不让巴尔巴拉看见照片上党卫队联队长的脸。
“怎么样？明白了吗？您不开口还有什么意义呢？咱们谈谈吧？”
凯特依然沉默不语。
“你说不说？！”罗尔夫突然可怕地尖声叫嚷起来，用拳头在桌沿上一捶，插着假花的花瓶被震得跳了起来。
“还是不说？！赫尔穆特！”
赫尔穆特抱着孩子走进屋子，凯特朝他探过身去，罗尔夫从赫尔穆特手中夺过孩子，然后打开窗子。凯特想朝罗尔夫扑过去，但摔倒了。她疯狂地叫喊着，罗尔夫也在吼叫着什么－－一刹那间响起了两声短促单调的枪声。
杜勒斯接到战略局局长多诺万关于和沃尔夫的谈判今后用代号“纵横字谜”表示的指示。为了加速谈判进程，两位将军——英国元帅亚历山大的情报局局长埃里及美国的莱姆尼采前往参加谈判。
艾伦·杜勒斯在瑞士一条安谧街道上的一所用假名租来的小房子里等待着这两位将军。正是在这里他们举行了两天会议，以便商定和党卫队卡尔·沃尔夫将军继续进行谈判的共同立场。
“我们的时间很少，”杜勒斯说，“而我们要做的工作却很多，盟国的立场应该明确而又经过周密考虑。”
“英美盟国的立场。”埃里将军用一种不知是问话还是肯定的口气说道。
“英美还是美英在目前情况下是个名称形式，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杜勒斯说道。
在整个战争期间就这样第一次从“盟国”的概念中少了仅仅一个词“苏联”。在伯尔尼出现了一个新的术语“英美同盟国”，取代了“英苏美同盟国”……
第十六章
第一节 1945年3月13日10时31分
艾斯曼没有来得及更换衣服，便匆匆赶来见缪勒。他的样子十分狼狈：靴子上粘满泥污，弗伦奇式军上衣完全湿透了。他冒着雨在诺依施塔得镇上徘徊了很久，寻找施拉格牧师的妹妹的下落。他根据案卷中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她的住所，但她不在家。他向当地的盖世太保分局打听，那里的人对施拉格的亲属一无所知。
尽管邻居们对他说，这几天他们在深夜听见汽车发动机的声音，但是来的是什么人，乘坐的是什么车，此后安娜太太和她的孩子们出了什么事，谁也说不清楚。
缪勒笑容满面地接待了艾斯曼。听完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的报告，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公文夹，然后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纸。
“而这件事怎么办呢？”他把那张纸递给艾斯曼，问道。
这是艾斯曼的报告。从这份报告中可以看出他对党卫队联队长施蒂尔里茨的充分信任。
“我们全都罪该万死！”
“这么说也许更准确一些，”缪勒把报告放回文件夹里，附和说，“这是对您的很好的教训，朋友。”
“我该怎么办呢，给您写一份新的报告？”
“为什么？不必了……”
“可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放弃原来的看法。”
“这么做合适吗？”缪勒问道，“放弃自己的看法，这话听起来总不那么悦耳。”
“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您应该相信，我会把您过去那份报告束之高阁。您只管相信这一点。继续工作吧。要知道，您不久就要去布拉格。说不定您从那里回来后还要到牧师那里去，他是您的忠实的朋友，您曾经同他一起在斯摩棱斯克躲避过炸弹。现在您走吧。不必难过。反间谍工作人员比任何人都应该懂得，在我们的时代，不能相信任何人——有时甚至不能相信自己。当然，您可以相信我…”
普莱施涅尔按照约定时间向秘密接头地点走去。他和昨天晚上一样，情绪稍微有些激动。他工作得很顺手，动身之前他稍微吃了点东西，心里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他盼着希特勒快点垮台：现在他见到报纸就买，作为一个善于分析问题、同时又精通历史的人，他不难想象到未来。他心中时常有两种感情在冲突着。他懂得，当这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的同胞将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但他也懂得，这种悲剧式的净化比希特勒的胜利要好。他一直认为，法西斯的胜利就意味着文明的覆灭，最终将导致民族的退化。古罗马的灭亡就因为它妄图凌驾于世界之上，后来在野蛮人的打击之下终于覆灭。国土以外的胜利吸引着古代的统治者，以致于使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奴隶们的暗中的不满。忘记了那些得不到奖赏的廷臣们的怨言，忘记了那些幻想美好未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这个世界永远不知靥足。战胜明显的敌人，使得那些皇帝们、法老们、权臣们、暴君们和执政官们确认，在击溃异邦之后，再对付本国表示不满的臣民就容易得多。这时他们忽视了军队中有他们需要压服的那些人的子弟或一般的熟人。在统治者和臣民的分离层中，有一些进步分子，普莱施涅尔暗自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做“文明的酵母”。他知道，希特勒打算进行一番毒辣的尝试：德国征服世界的胜利，要在每个德国人可以感觉到的物质利益上体现出来，不管他在德国社会上的地位如何。希特勒试图把每个德国人都变成世界的统治者，而其他国家的百姓则是他们的臣民。也就是说，他想彻底杜绝“文明酵母”产生的可能性——至少在不远的、可以预见的未来他要达到这一目的。希特勒一旦胜利，德国将变成一个全面军事化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