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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蒂尔里茨走进下一个展厅时，残废军人街上依然空旷无人。他在一件珍奇的展品前停下来。这是十八世纪在魏登施洛斯森林里发现的一段树干，奇怪的是从木头里露出了两支鹿角和一块撞破了的鹿头骨，看样子是一只强壮的公鹿在春种偶的角斗中双角刚顶偏了，没有顶中它的情敌，却把椅角撞进树身里了…
突然施蒂尔里茨听到了很多人的说话声和杂乱的脚步声。“来搜捕了！”他脑子里一闪。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听出是孩子们的声音，转身一看，只见一个女教师脚上穿着一双擦得畅亮，但后跟已经歪斜的破旧男式皮鞋，带着大概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来这里上植物课。孩子们很入迷地观看着展品，厅里鸦雀无声，因此他们偶尔几句简短的耳语也使人感到惊恐不安。
施蒂尔里茨看着这些孩子。他们的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孩子们可爱的顽皮神情。他们简直像成年人那样老成持重，专心致志地听着女教师的讲解。
“这个民族真是多灾多难呀I”施蒂尔里茨想道，“一种荒诞无箱的思想怎么能把孩子们弄到食不果腹，未老先衰这种可怕的地步呢？为什么躲在储备着大量巧克力糖、沙丁鱼和乳酪的地下室里的纳粹分子竟能够把孩子们瘦弱的躯体摆出来做他们的掩蔽呢？而最可怕的是：为什么他们竟能在孩子们身上灌输盲目的信仰，使他们认为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为元首的理想而献身呢？”
1点05分他从博物馆的太平门走了出来。饭店附近还是没有人。他沿后街朝施普雷河走了一段，绕了一个圈，然后才上车回党卫队保安处去了。回来的路上他没发现在人跟踪。
“有点不对头，”他自言自语地说，“真是怪事。如果鲍曼在这儿等我，我是绝不会看不见他的。”
……原来是鲍曼未能从地下室脱身，因为元首在讲话，而且厅里人很多，他又站在元首身后稍靠左一点的地方。元首讲话的时候，他是不能离开的：这样做未免太狂妄了。他虽然很想走，去见一见那个给他写信的人，但是直到三点钟他才从地下室出来。
“怎样才能找到他呢？”鲍曼想。“我和他会面，并不冒任何风险，而不会面，反而会有危险。”
q一8向缨勒报告。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车号为 BKP—821的“霍里赫”牌汽车在老兵街地区摆脱了监视。看来，驾车人发现了监视的汽车了。
遵照您的指示，我们没有去追赶，尽管加大发动机的功率，我们完全可以追上他。我们把BKP－821号“霍里赫”的去向通知H－2站之后，便返回基地了。
B－192向缨勒报告。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接到继续监视车号为BKP－821的“霍里赫”牌汽车任务之后，我的人查明该车的主人在 12时 27分走进自然博物馆。因事先已知监视对象受过专门训练，我决定不采用一两个“参观者”“带领”他在博物馆里周旋的做法。我委派了特工人员伊丽莎带领她的中学生去 博物馆展厅上课。根据伊丽莎写来的监视情报，可以肯定，监视对象没有和任何人进行过接触。附上一张伊丽莎画的平面图，图中指明了监视对象在哪些展品前耽搁的时间最长。监视对象在13叶05分从工作人员平时使用的太平门离开了博物馆。
第二节 1945年2月27日15时0分
缪勒把两份报告收进文件夹里，拿起电话话筒。
“我是缪勒，”他回答说。“您是哪位呀？”
“施伦堡‘同志’向缪勒‘同志’问好，”政治侦察处处长开玩笑说。“也许您觉得用‘先生’这个称呼更合适？”
“我觉得最合适的称呼是‘缪勒’。”盖世太保头子说，“既明确又谦虚，而且还很有风味。老朋友，有什么您就说吧。”
施伦堡用手掌捂住话筒，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施蒂尔里茨说：“好，就开门见山地说吧。不然他又要耍滑头，溜掉了，他真像只狐狸…”
“老朋友，”施伦堡说，“施蒂尔里茨到我这儿来了，您大概还记得他……对吧？那就更好了。他有点心神不定：有人在盯他的悄，或许是些歹徒，知道他一个人独居在树林里；也许是您的人在监视他。您能不能查清楚这件事呢？”
“他的汽车是什么牌子？”
“您的车是什么牌子？”施伦堡又捂住话筒，问道。
“‘霍里赫’牌。”
“您不要捂话筒了，”缪勒说，“让施蒂尔里茨自己说好了。”
“您怎么，是千里眼吗？”施伦堡问。
施蒂尔里茨接过话筒，说：“希特勒万岁！”
“您好哇，朋友，”缨勒答道，“您的汽车牌号是BKP－821吗？”
“就是这个车号，高级总队长…”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跟上您的？是在库尔费尔斯汀达姆街吗？”
“不是。是在弗里德里希大街。”
“您是不是在老兵街甩掉他们的？”
“正是。”
缪勒笑了起来，说：“我要把他们的脑袋拧下来，这算什么工作呀！施蒂尔里茨，您放心好了，跟踪您的不是歹徒。您就安安稳稳地在树林里住吧。那是我们的人。他们监视的是一个南美人的‘霍里赫’。车子与您那辆很相似…现在您就和从前一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过，万一我的人再把您和南美人搞混，而且向我报告说您常去库达姆街上的‘茨果依凯列尔’，那我可就不再包庇您了…”
“茨果依凯列尔”意思是“吉卜赛地下酒家”，这是一家小酒馆，军人和国社党员是不准去的。
“但是，如果因工作需要我必须到那儿去呢？”施蒂尔里茨问。
“那也一样，”缪勒冷笑了一下。“如果您愿意指定一些低俗污秽的地方和自己人会面的话，最好到‘墨西哥’酒家去。”
这是缪勒精心安排布置的一家酒馆，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施蒂尔里茨是从施伦堡那里知道的，施伦堡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墨西哥酒家”，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盖世太保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墨西哥’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希特勒万岁！”
施蒂尔里茨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缪勒说的是真话，因为缪勒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施蒂尔里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经勒。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 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地铁‘中央广场’站。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维尔伯
缪勒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施蒂尔里茨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缪勒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党卫队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交给希姆莱私人飞行员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飞行员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沃尔夫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帝国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沃尔夫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希姆莱之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希姆莱拆开了这封来信。
帝国党卫队司令！
回意大利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杜勒斯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