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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和我谈这些干什么？”
“不知道…或许是我想分析分析…请问，当那些向您提供栖身之所的人后来被抓走的时候，您是不是有时也感到痛心呢？”
“您以为如何？”
“我不知道。”
“只有鬼才晓得…在和他们一对一的交锋时，我总感到自己是强者。我所感兴趣的是搏斗…至于他们以后会怎么样，这我不知道……我们自己以后又会怎样呢？所有的人都会怎样呢？”
“这话也对。”施蒂尔里茨表示同意。
“我们死后，哪怕就是洪水灭世也不必管它。再看看咱们的人呢，一个个食生怕死，卑鄙无耻，贪得无厌，叛卖告密……人人如此，无一例外。生在奴隶中就不能做自由人－－这话很对。不过，能做一个奴隶中的最自由的人不是更好些吗？我本人这些年来就享受到了充分的精神自由……”
施蒂尔里茨问道：“我说，前天晚上有人去找过牧师吗？”
“没有……”
“九点钟左右……”
“您大概弄错了，”克劳斯回答说，“至少是没有您派去的人，只有我一个人在他那里。”
“可能是一个教民？我的人没看清那个人的脸。”
“您在监视他的住宅？”
“当然。一直在监视－－这么说，您深信老头子会为我们效力了？”
“一定会的。我向来就感到自己有当反对派、当宣传家、当领袖的天赋。人们在我的逼攻面前，在我的思维逻辑面前总是要屈服的…”
“好了。克劳斯，您很能干。不过，可不要过分地自吹自擂了。现在我们谈一件正事…您先在我们的一个住所里呆几天…因为以后有一项重要工作要您去做，实际上这件工作并不是我负责范围内的…”
施蒂尔里茨说的是真情。今天盖世太保的同僚向他提出借用克劳斯一周的请求，因为在科沦抓到了两个俄国“钢琴家”。他们是正在无线电收发报机前工作的时候被捕的。审讯时他们什么也不说，所以要选一个能干的人，安置在他们身边。克劳斯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施蒂尔里茨答应把克劳斯找来。
“请您在那个灰色公文夹里拿一张纸，”施蒂尔里茨说，“照我说的内容写一份申请；您就写：‘联队长！我已经疲惫不堪，精疲力尽。我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但不能再这样干了。我很想休息…”
“这是干什么？”克劳斯一边在信尾上签名，一边问道。
“我认为，您不妨到因斯布鲁克去住上一星期。”施蒂尔里茨回答说，顺手把一叠钞票递给了克劳斯。“那里的娱乐场、赌场还在营业，而且那些年轻的滑雪姑娘仍然在山上爬上滑下的。没有这封信我就无法为您争得这一个星期幸福的时间了。”
“谢谢，”克劳斯说，“不过，钱我倒是还有不少…”
“钱是多多益善嘛，难道钱多了还碍事？”
“一般说来，还是越多越好。”克劳斯表示同意，把钱塞进了裤子后边的口袋。“听说，现在医治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您再回忆一下，在牧师家里真的没有人看到过您？”
“没有什么好回忆的，谁也没见到我…”
“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人。”
“一般地说，如果您的人在监视这个老头子的住宅，他们是有可能看见我的。即使是这样，我看也未必……反正我是谁也没见到…”
施蒂尔里茨回忆起了一星期前他所导演的押送囚犯路过牧师施拉格居住的村子的那场戏。演出前，他亲手给克劳斯穿上了苦役犯的囚衣。他想起了克劳斯当时的面部表情：目光炯炯，眼神既和善又勇敢。他完全进人了要扮演的角色。那时施蒂尔里茨和他谈话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汽车里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正人君子，这个人的面容是那么慈祥可亲，声音是那么悲悲切切，说出的话语又是那么精确中肯，头头是道。
“这封信等我们一起去您的新居的途中再投出去。”施蒂尔里茨说．“现在您再简单地给牧师写封信，目的是打消他的怀疑。您自己先试写一下。我不打扰您，我去再煮些咖啡。”
当他回到房间时，克劳斯手里正拿着一页纸。
“‘诚实正直就意味着要行动’”克劳斯微笑着读了起来，“‘信心是建筑在斗争之上的。宣传诚实正直而又消极无为，那就是背叛，背叛教徒，背叛自己。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虚伪，但是却得不到后代的谅解。所以我不能宽恕自己这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消极无为比背叛还要坏。我即将离去。请您好自为之，莫负众望，上帝会帮助您的。’您看，写得怎么样？还可以吧？”
“太好了。请问，您没有试着写点散文，或者写点诗吗？”
“没有。如果我能写作的话，那我何必要当－－”克劳斯突然住了嘴，又偷眼看了一下施蒂尔里茨。
“继续说下去呀，怪家伙。我们可是在开诚布公地谈话。您是不是想说。假如您会写作的话，您就不会来为我们效力了。是吧？”
“大致是这个意思。”
“不是大致是这个意思。”施蒂尔里茨修正了他的话，“您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
“是这样。”
“好样的。您何必和我也扯谎呢？喝完了这杯威士忌咱们就动身，天已经黑了，美国人大概快要来轰炸了。”
“住所离这儿很远吗？”
“在林子里，十公里左右。那里很安静，您可以一觉睡到明天…”
他们已经上了车，施蒂尔里茨又问：
“他没有提到前首相布吕宁吗？”
“我和您说过，我一谈到这个人，他马上就闭口不谈了。我又不太敢逼问他…”
“您做得很对…他也没有谈过瑞士的事吗？”
“守口如瓶。”
“好吧。那我们就从另一边悄悄地靠近他。重要的是他已经同意帮助一个共产党员了。牧师可真是个好样的！”
施蒂尔里茨对准克劳斯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是站在一个湖岸上，这地方虽是个禁区，但警卫队的岗哨设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这点施蒂尔里茨是了解得准确无误，再加上空袭已经开始，所以手枪射击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他预料克劳斯会从那个以前人们钓鱼的混凝土小台上直接跌落到水里去。
果然，克劳斯一声没吭像个大草袋似的跌到水里去了。施蒂尔里茨把手枪扔到克劳斯落水的地方（由于神经极度衰弱而自杀的理由十分真实可信，两封信又都是克劳斯亲手寄出去的）。施蒂尔里茨脱下手套，穿过林子，向自己的汽车走去。旅格拉牧师住的小村子离此处四十公里，施蒂尔里茨估计一小时后就可以到他那里，——事先地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密，甚至考虑到了从时间上证明自己不在场的可能性。
第三章
第一节 1945年2月12日19时56分
——摘自党卫队总队长克吕格尔的党员鉴定：
“1930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忠于元首的纯阿利安人①。性格——坚定果断的北方性格。对朋友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不可多得的内行专家。”
◆ ①在种族主义的（尤其是法西斯主义的）书籍文件中，“阿利安人”是指某“高等种族”的代表者而言，有时与“北方种族”混为一谈。——译者注。
◆ ②纳粹党认为北部德国人的性格是高尚的，坚强的。——译者注。
1945年1月俄国人占领了克拉科夫，而这座精心布雷的城市却竟然完好无损。此后不久，帝国安全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命令把盖世太保东方分局局长克吕格尔调来。
卡尔登勃鲁纳一语不发，久久地望着克吕格尔将军那张阴沉厚实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轻声地问道：
“您有什么足以使元首相信您的客观的表白呜？”
外表上忠厚老实、土里土气的克吕格尔料到了会这样问他的。他早已做好了回答的准备，但是他必须表演一系列层次不同的情感。他在党卫队里，在党里呆了十五年，已经学会了演员的技巧。他知道，决不能立刻回答，就像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过错争辩那样。甚至在自己家里他也发觉自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起初他还和自己的妻子偶尔说上几句话，那也只是在夜间低声耳语。但是后来专门的技术设备发展了，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设备的效能，于是他再也不敢把他偶尔产生的一些想法说出口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