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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假设有人来找您，是些穷凶极恶的敌人，是些狂妄分子，他们要您到国外去一趟，到大不列颠，俄国，瑞典或者瑞士去，要您当个中间人，转送一封信，这些要求您是否可以做到呢？”
“做中间人，是我的本分。”
“为什么呢？”
“因为调解人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职责。而人对上帝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这只是为了他能感到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因此我不把人对上帝的关系和人对人的关系截然分开。原则上讲，这是同样一种关系：一种统一的关系。所以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原则上讲对我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在调解人们之间的关系时，我只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这项调解的后果是善，而且要使用善良仁慈的手段。”
“甚至这项调解对于我们国家有害，您也同意去做？”
“您是在迫使我不得不发表些概括性的评论。您十分清楚，一个国家，如果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那么，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是不能拥护它的。当然，我很希望人们能够生活得与现在不同，但是我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原则上讲，我希望现在组成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都能活下来，大家一起组成一个另外的统一体。我不愿意杀害任何人。”
“我认为，叛卖行为是可怕的，但是更为可怕的是对正在发生的叛卖和屠杀行为采取冷漠的消极旁观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参加一项工作，那就是终止屠杀。”
“但此事却由不得您。”
“是的，是由不得我。请问，您说的叛卖行为指的是什么呢？”
“叛卖行为就是消极被动。”
“不对，消极被动这还不是叛卖。”
“这比叛卖更可怕……”
艾斯曼突然感到楼房摇晃起来。“大概被轰炸的地方就在附近不远，”他想道，“也许投的是巨型炸弹…这两个人的谈话真是奇怪得很……”
他给值班人员打了个电话。值班员脸色青白，满头大汗，走进办公室。
艾斯曼问道：“这是正式录音，还是监听录音？”
值班员轻声回答说：“我去问清楚，马上就回来。”
“被轰炸的地方很近吧？”
“我们的楼房震坏了很多玻璃……”
“你们不能到防空洞去躲一躲吗？”
“不能，”值班员回答说，“我们是不准去防空洞的。”
艾斯曼刚要继续听下去，但是值班员回来了，向他报告说，施蒂尔里茨并没有录音。这是按照反间谍机关的指令录的音，目的是对中央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监督性的审查。
施伦堡说：“这些炸弹每个至少也有一吨重。”
“显然是这样，”施蒂尔里茨同意说。
他现在急切地想离开办公室，马上烧毁文件夹里那份呈交给希姆莱关于“党卫队保安处里的叛徒”与西方谈判的报告。
“施伦堡的这个鬼花招可不是那么简单，”施蒂尔里茨心里想，“看样子，牧师从一开始就使他感兴趣了。那时准备在将来把牧师当个掩蔽用的人物。而现在他又用着了牧师，这是有意图的。而且他不会背着希姆莱这样千！”施蒂尔里茨知道，现在他必须不慌不忙，有说有笑地和施伦堡把即将开始的行动全部细节逐条逐项地讨论一番。
“我看，敌机要飞走了，”施伦堡一边侧耳倾听，一边这样说道，“或许不是这样？”
“是要飞走了，再去装炸弹……”
“不，这一批该在基地上寻欢作乐了。他们有的是飞机，可以轮番不断地来轰炸我们……那么，就是说，您认为如果我们把牧师的妹妹和三个孩子抓来做人质，牧师就肯定会回来的？”
“一定…”
“而且回来之后，当缪勒审问到是不是您让他到国外去寻找关系的时候，他也会守口如瓶？”
“对这点我没有把握。这要看是谁审问他了。”
“我看，把您和他谈话的录音磁带留在您身边，而他呢……可以说是在敌机轰炸的时候进了棺材，这样是不是更好些？”
“我再想一想。”
“您要想很久吗？”。
“我请求允许我好好地球磨琢磨这个主意。”
“您准备琢磨多少时间？”
“我尽量争取在晚上提出些想法来。”
“好极了。”施伦堡说。“敌机到底是飞走了…想喝点咖啡吗？”
“很想喝，但是要等我把事情做完。”
“那好。施蒂尔里茨，我很高兴，您对全部情况理解得这样准确。这对梁缪是一次很好的教训。他开始对人蛮横起来，甚至对司令也是如此、我们把他的工作抢过来，这下他就相形见细了。这样我们也给司令帮了大忙。”
“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我们就这样说。他不知道。懂了吗？总的讲，和您在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
“我也是这样。”
施伦堡把联队长送到门口，握了握他的手，说道：“如果一切都很顺利的话，您可以到山里去玩上四五天，现在那里正是休息的好地方，雪是蔚蓝色的，皮肤晒得棕褐色……天哪，该是多么美呀！战争期间我们忘掉了多少事情呀！”
“首先是我们忘掉了自己，”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就像是过复活节痛饮之后把大衣忘在存衣室那样。”
“对，对，”施伦堡叹了口气，说，“正像是存衣室里的大农…您不再写诗了？”
“我根本就没写过诗。”
施伦堡伸出一个手指，做出吓唬他的样子说： “施蒂尔里茨，一句微不足道的谎言会引起极不信任的。”
“我可以发誓，”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我什么都写过，只是诗没写过，因为我对韵律一窍不通。”
第十章
第一节 1945年2月18日13时53分
施蒂尔里茨销毁了写给希姆莱的那封信，又向党卫队司令的副官报告说所有问题已经在施伦堡那里解决了，然后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住宅里走出来，漫步向施普雷河走去。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夜间这里还堆满了残砖瓦砾，现在每夜敌机要来轰炸两次，有时甚至三次。
“我差一点就要垮台了，”施蒂尔里茨心里想，“施伦堡把施拉格牧师交给我审问的时候，是因为现在侨居在瑞土的前首相布吕宁使他感兴趣。牧师可能有的社会关系也使他很动心。所以当我告诉他牧师准备和我们合作的时候，他便轻易地同意了释放老牧师。他看得比我远。他预料到牧师可以在他们的一项重要阴谋活动中充当一个替身。但是牧师怎么能够参加到沃尔夫的行动中去呢？这到底是一次什么行动呢？为什么施伦堡在谈到沃尔夫去瑞士的时候要打开收音机呢？如果他不敢大声说这件事，那么，这就是说高级总队长卡尔／沃尔夫接受了全权，他在党卫队里的官衔与里宾特洛甫或者菲格莱因是同级的。施伦堡不能不对我讲沃尔夫出行的事，否则我就要问他：‘扣着牌打，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够做行动的准备工作呢？’难道西方想坐下来与希姆莱谈判吗？总的说来，希姆莱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点西方很清楚。不过，他们和希姆莱坐在一张桌旁进行谈判，那可真是不可想象！算了，不管它了－－牧师可以用来做诱饵，做掩护，他们都是这样打算的。不过他们大概没有考虑到施拉格在国外还有势力强大的关系。那么，我应当引导老牧师，让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去反对通过我的手把他派往国外去的那些人。我原来想使用他作为一个备用的联系渠道，但是，现在看来他很可能起更重要的作用。如果我向他提供的不是施伦堡安排的‘台词’，而是我编造的说法，那么从梵蒂冈，从英美方面计都会有人去找他。清楚了。我应当给他准备好一套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可以使人对他产生极大的兴趣，而对其他已经到达国外或准备去国外的德国人不感兴趣。所以，对我来说，当务之急是为他编好一套说法，其次，还要考虑好，他是国内反对希特勒和希姆莱的什么人物的代表。”
施蒂尔里茨走进一家小酒厅，要了杯白兰地，边喝边想，坐了很久。这地方很安静，没有人打扰他凝神思索。
“有一个施拉格，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又不够。我需要有个双保险。谁可以呢？谁呢？”施蒂尔里茨思考着。
他点燃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