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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词在唐宋时代达到了辉煌的顶峰，然而，一个民族的语言和美学倾向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旧体诗词严格的格律要求使其别具一种整饬和音律之美，但“戴着镣铐的舞蹈”毕竟不是自由的舞蹈，更不是大多数现代人所再认同的审美趣味。同样的欣赏趣味的演变也在西方发生。叔本华虽然也认识到格律诗的艺术魅力，但他认为，格律诗人在音韵上费了偌大的周折，反而使读者如入迷阵，摸不到门径。而享受诗的乐趣，不会是在头脑昏然转向之时引起的。尽管大诗人能够克服格律诗的形式的困难，而能示读者以轻快优雅之趣，但只有这一点事实，还不足以令我们推举格律诗。“因为，这些形式本身就极烦琐并且又没有效果。就是连很有成就的诗人，用这些形式时，韵脚和思想也屡屡发生纠葛，有时韵律得胜，有时思想占上风，换言之，就是有时思想为韵脚所压抑而萎缩，或者，韵脚由于思想的贫弱而稍作退让。”［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陈晓南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4月初版，第199页。美国诗人惠特曼（Walt
Whitman）亦曾指出：“诗的实质不是可以用韵律、格式一致或者对事物的抽象的倾慕，也不是可以用哀诉或者好的训诫展列出来，诗的实质是以上这些以及更多的别的事物的生命，它是在灵魂里面的。”“伟大的诗人的优点不在引人注目的文体，而在不增不减地表达思想与事物，自由地表达诗人自己。他对自己的艺术宣誓：我决不多唇舌，我决不在我的写作中使典雅、效果或新奇成了隔开我和别人的帘幕。我决不容许任何障碍，哪怕是最华丽的帘幕。我想说什么，就照它的本来面目说出来。”“伟大的诗篇对于每个男人和女人的使命是：你和我们平等相待，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我们。我们并不比你优越，我们所含有的，你也含有；我们所享受的，你也可以享受”。［美］惠特曼：《〈草叶集〉序言》（董衡巽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11月新1版，第506—508页。与新诗相比，旧体诗的格律不仅对诗人的自由表达有较大的约束，而且在语言上它很难脱离文言文，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掌握的技巧和文体，在创作者与普通大众的语言和欣赏习惯之间筑起了一道鸿沟，构成创作者与大众的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从而变为一种无法赢得广泛理解的与时代不合拍的诗体。同时，旧体诗与文言文的这种难以摆脱的关系，注定了它所运用的语言，有许多只是叔本华所说的“专供诗用的辞汇”。而“专供诗用的辞汇，距离我们的心较远，不能直接诉诸精神，因而使我们的感情处于冷淡的状态中，它是诗的会话用语，是画里的感情，排除真实的情感”。［德］叔本华：《生存空虚说》（陈晓南译），同①，第200页。
诚然，旧体诗词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学形式，至今尚散发极大的魅力和光辉。它的创作者和爱好者仍为数众多，而且也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篇章。近些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引起的文化本土化的反弹，旧体诗词的创作更有升温的迹象，习好者与日俱增。但是，在白话文和新文学取得全社会的共识因而早已成为中国新文化的标志语文的今天，旧体诗作为一种文体，已很难再占据文坛的主流。因此将中国文学包括台湾文学置于现代性的趋势下来考察，吴浊流提出的汉诗即旧体诗作为当代和未来的“中国文化风格”、“中国文化格律”的构想，其有效性如何恐怕还只能存疑。然而，在今天台海风云变幻的语境中解读吴浊流这种倔强的国粹主义—中国民族主义情结